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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电产业发展的思考
(兼与汤紫德老先生等商榷)

      8月初借助互联网的方便看到朔风先生的文章《中国核体制改革亟需做好顶层设计》,提出了借鉴俄罗斯发展核电的经验,进行核电体制顶层设计的建议。我预感到可能又会有新的争论。果然,在中旬看到了标题为《核军工“大一统”时代不值得怀念》的汤紫德老先生接受采访的报道又,又看到张禄庆先生接受采访的报道。从中看到了关于发展核电的不同的意见。我与上述三人不同,我是核电产业圈外的人,从未参加过核电方面的专业会议,对于核电发展中的幕后故事一无所知,仅作为关注核电发展的普通网民,就他们的争议问题发表一孔之见。
1、关于我国核电发展缓慢的原因
      汤紫德老先生认为,“大一统”体制“是核军工替代能源电力系统主管核电,忽视了核电的能源属性,以致机制不顺,阻碍了核电的发展。”“核军工主事的核电,受制于发展没目标、资金没着落、技术没依靠,只得以“适当发展”应付局面,继而投资依赖国外卖方信贷,实行多国采购、多种机型、多种设计、多国标准并行,断送自主掌控能力”。结论是“核电由封闭的军工部门管理,约束自主发展”。
“大一统”体制必然阻碍核电发展吗?我看未必!现在核工业实行大一统的国家主要有俄罗斯,俄罗斯阻碍了核电发展吗?近几年,它的核电技术不是抢占了很大的国际市场份额吗?
      我认为,上世纪我国核电发展缓慢,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军工部门主管核电的原因。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核电的发展方针是”补充” ,到后来演变成”适度”,但不论是”补充”,还是”适度”,发展方针都不是军工部门制定的,这些方针都是国家确定的。在中国,没有哪一个部门愿意约束自己主管的产业快速发展,如果有约束,恐怕多来自主管部门之外。从1986年到2008年,说是军工部门主管核电,但核电发展的”油门”并不在军工部门掌控,核电的审批权实际上都在国家发改委。不要说核电,就是军工部门主管的核燃料项目,哪一个不得发改委审批!
      2011年11月,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先生在分析我国核电发展缓慢、甚至落后于韩国的原因时说,“原因是在发展核电问题上政策摇摆,没有形成国家意志”。(1)他把原因归结到高层,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毕竟有了问题高层应负领导责任,这已是国人的思维定势。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并不正确和全面。为什么政策摇摆没有形成国家意志呢?因为有争论。为什么争论呢?因为各方立场和观点不同。不是领导无能和糊涂,不支持核电,从邓小平到李鹏到朱镕基,都是支持发展核电的;也不是专家们智商低,他们都是国家的精英。实际上是现实的国情使然,常说形势比人强就是这个道理。1978、1979年我国的煤价分别是17元/吨和22元/吨,1990年市场煤价是60元/吨,计划内电煤价是30.6元/吨,2002年停止电煤指导价,当年国内煤的均价为150元/吨。国内煤电的上网价差别很大,从1990年到2002年期间,从大约每度不足2角钱上涨到3角。大亚湾卖给香港的核电电价是每度6美分,当时折合人民币0.5元,卖给内地是每度4角多钱。在当时如果从经济性考虑,电网和消费者哪有积极性发展这样的核电呢!再加上当时我们没有自主的核电技术,国家经济实力薄弱,外汇奇缺,时不时还面临西方的制裁,从西方进口设备要通过“巴统”的严格审查。在这种情况下核电起步阶段的发展速度不快实属正常,不应该指责军工部门和其他任何人。
2、关于”分散努力”产生及其原因
      汤紫德老先生说,“前一时期,中国改革核电管理机制,集中纠正了“大一统”弊端,对与之孪生的“分散努力”未及时制止,特别是在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上,业内各集团都要自立门户、自行其是,以至于国内核电采用机型、技术标准和开发方式依旧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他还说,“以上“分散努力”所造成重复建设、耗费人力、资财,甚至标新立异、引发恶性竞争的状况,各界都有察觉。”
      按照汤紫德老先生的说法,“分散努力”与纠正“大一统”弊端是“孪生”的,那就说明纠正“大一统”过程并不完美,有的操作值得商榷。近20多年来,核电管理部门变化主要有1986年核电管理从水电部脱离,1998年计委军工司与5大总公司组建国防科工委,2008年国家能源局成立同时国防科工委改为国防科工局。上层管理部门的变化不可能引发基层单位的“分散努力”。期间基层分拆的事项包括工程物理研究院、广东核电、中核建设、上海核工院与中核的分离,还有国核技的设立等。在上述5个事项中,工程物理研究院、中核建设与中核分离,其业务与中核并无重复,也不会发生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那么孪生基层“分散努力”的根源就只有广东核电、上海核工院与中核的分离和国核技设立等3个事项了。事情的逻辑显而易见,难道不值得思考吗?
      作为核电产业圈外之人,不知道中核、中广核和国核技如何自行其是,只知道他们研发的型号不同,有ACP-1000,ACPR-1000和CAP-1400,国核技还承担引进消化AP-1000技术的责任。他们都声称上述技术都满足先进的三代核电技术标准。由于型号不同,三组人马同时进行,造成重复建设、耗费人力、资财,也是必然。然而国人不明白的是,他们都是国字号,上层管理人员属中组部、国资委管理,核电项目归(发改委)能源局管理。人常说,“子不教父之过”,他们自行为是、恶性竞争,难道都是他们的过错?他们重复建设的人力、资财从哪里来的?上级就没有拨款支持他们重复建设吗?难道把板子都打到他们的屁股上公平吗?拨款支持他们重复建设的人是否也应该给国人一个回应呢?
3、关于核电产业链的龙头
      汤紫德老先生说,“注重核电产业链中“电厂”、“设备”、“燃料”三大环节的关联和差异。电厂是核电产业链的龙头,是生产电力、形成安全高效电力系统、保障电力供给的主体。设备和燃料是核电产业链中两大供应环节,其中,设备是构成并实现核电厂安全、稳定运行的基础;燃料是核电厂安全持续生产电力的能量来源。”
      我认为,在核工业体系中,尽管核军工重要,但占比越来越低,而在民用核工业中,民用核动力产业又比非核动力产业的地位重要。在核动力产业中,核电产业无疑是龙头,它的技术、规模决定了(前段)核燃料产业的发展和(后段)乏燃料处置、核环保产业的发展。而在完整的核电产业链中,核电的研发无疑应该是当仁不让的龙头。我们知道,有钱就能够建核电厂,拥有核电厂的国家数十个,核电电量占比超过30%的国家也有十多个,由此看核电业主的多元化是不能阻挡的。但是,掌握核电技术、拥有先进核电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凤毛麟角。我国的核电规模马上就会上升到世界的第4、5位,但是用我们的自有技术建设的核电机组却寥寥无几。现在三家核电集团不就是在“分散努力”搞核电研发吗!我们的核电技术和设备不能去占领国际市场,不就是因为没有先进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吗?
      在上世纪,美俄铀浓缩生产能力都很大,但俄罗斯先进的离心技术八十年代取得突破,美国的离心技术遭遇多次挫折,现在俄罗斯占据了世界浓缩铀市场的最大份额,而美国不得不引进URENCO技术建设离心厂。这再次说明,科技才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才是产业链的龙头。
4、关于目前核电发展的形势
      汤紫德老先生说,“核电主管职能从国防科工委(军工口)调整到国家能源局归口管理。此后,一批新的核电新项目陆续开工、建成、投运。目前,我国核电在建规模居世界第一。” “减少了核军工对核电的干预”,“核电得到了迅速发展”,形势大好。
      2008-2010年,我国核电高速发展是“分线管理”的结果吗?我看也不尽然。更多的是大环境使然:进入21世纪,我国煤电比重过大,造成的大气污染的压力被普遍认同;煤炭价格的飙升,在我国东部、南部沿海煤电失去了价格竞争优势;大亚湾核电归还了贷款大幅度盈利吸引了电力企业的眼球;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开大了信贷的闸门,融资更为容易。这些因素的影响恐怕比“分线管理”的影响更大。
      针对“分散努力”搞核电研发,2011年10月原能源局长张国宝在接受访谈时说:“现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是各自为政,尚未理顺”。“已经很乱了”。(2)张禄庆先生说,现在面临的是“无米下锅”的尴尬局面。看来结论不同是各自的参照物不同所致。汤老先生是用“在建规模”作参照物,两位张先生是用自主研发成果作参照物。
      正常、科学的经济发展标志是平稳、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我们看看“十一五”以来核电机组的开工表吧。

      ※包括1台20万千瓦的高温气冷机组。
      当然,不可忽视2011年日本核事故的影响,但在2012年国家解禁之后,到现在发展速度仍未恢复正常,这种过山车式的速度给基层企业造成的各种损失是巨大的。谁来承担巨大损失的后果呢?看来企业只能自认时运不佳了。我看,我们应该追求平稳、可持续的发展速度,过快和过慢的发展速度都不是形势大好的标志。
5、关于核电产业体制的改革
      汤紫德老先生认为,针对“分散努力”的现象,“有关部门应在优化核电产业链的顶层设计中,有针对性地做出安排,实施必要的结构调整或资源重组”,“巩固核电、核军工实行“分线管理”的改革成果”。但是并未看到其“结构调整或资源重组”的具体意见。
      朔风先生提出的改革建议是,“学习俄罗斯核能的顶层设计,在管理体制上实施集中统一的方式,整合核工业资源,将有助于我国在未来实现核能强国的梦想。”论据是“俄罗斯已握有世界核电订单21个,在国际上遥遥领先。”现在核电的前段和后段产业基本都集中在中核集团了,如果要集中统一的话,也就只有核电研发、设计和建设一个环节了。
      两者相同之处是都提出应进行资源重组(整合),不同之处是,汤紫德老先生要求巩固分线管理改革成果,反对大一统,朔风先生则建议实施集中统一。
      实行什么体制,不一定照抄照搬外国的模式,不过像中国这样,国核技一家搞百万千瓦机组引进消化,中核和中广核也搞同样堆型的核电机组研发,三家又都是国字号,在国际上确实少见,据说许多外国朋友也很是惊奇。鞋子是否合适自己最清楚,还是从实际出发,继续探索自己的路吧。
      中国改革的一个经验是问题导向,循序渐进,不搞休克疗法。对于存在的问题,应当说大家分歧不大,主要表现是在核电研发设计方面,重复建设,资源分散,浪费人力、资财,各行其是,标新立异等。那么要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就是在其他方面暂时都不动,仅在三家重复的部分—核电重复研发领域进行资源整合。AP-1000是国外技术也不可能和中国的自有技术整合。当下比较现实的就是以华龙1号为平台,整合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的资源,完善设计,尽快开工建设示范工程。让国内核电市场检验华龙1号、AP-1000和AP-1400的优劣,现在马上枪毙哪一个都还没有根据。那种不允许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组在国内落地说教该停止了,这已越过恶性竞争的红线,已经是扼杀了。中央一再强调,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各方都应该认真落实。再过5-10年,市场和核电投资者就会作出选择。现在世界上的压水堆有俄罗斯的AES-2006,法国的EPR,美国西屋的AP-1000,韩国的APR-1400等机型,还有沸水堆、重水堆等核电机组。它们不是都正在让世界各国选择吗?要相信世界上傻瓜和不傻的受骗者毕竟是少数。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科研院所定性为事业单位,经费由政府拨款。这种模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为继了。我国政府倡导应用型研究应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这样有利于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所以,核电业主多元化,不宜将核电厂全部与核电研发机构分离。
      从现实看,我国不大可能马上搞大一统,可先搞小一统,把中核和广核的核电研发资源整合在一起,尽快拿出有竞争力的百万千瓦级的机组,同国外同行竞争。从长远看,可以设想把全国的核动力研发资源整合在一起,但同时必须解决其研发经费的来源。不能设想长期依靠国家的专项资金发展核电。为了使核动力研发有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必须有固定的资金来源,建议实施核电研发基金制,可以在核电机组投运10-15年后,按机组售电收入收缴基金,由理事会审批基金的使用。近期国家继续给予必要的支持,使核电产业逐步增强造血功能,实现自我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
      上述外行的一孔之见就算抛砖引玉吧。欢迎业内外专家指教。

      (1)张国宝在中国核学会2011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2)2011年10月张国宝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访谈

2014年8月
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退休高工康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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