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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中国核电信息网 >  > 彭士禄:只为核能战今生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这是彭士禄院士常常说起的两句话。对于87岁高龄仍致力于推动中国核事业发展的彭老来说,没有什么比核潜艇、核电站更能承载他一生的梦想与追求。

 

      作为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也是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革命家彭湃之子……“一生都不离开核事业”的彭士禄,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史,书写了一段传奇。

      颠沛童年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童年无疑是美好的。但彭士禄是个例外。彭士禄的父亲彭湃,作为党的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曾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和东江革命根据地,并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等职。然而,在当时白色恐怖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彭士禄3岁时母亲蔡素屏牺牲,一年以后,父亲彭湃又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杀害,牺牲时年仅33岁。

      这样一个“英烈”父亲,带给幼年彭士禄的不是无上光环,而是东躲西藏。当时的彭士禄对父亲最强烈的感觉是:“他是个大人物,全家都要为他隐姓埋名。”为躲避当时国民政府的“斩草除根”,彭士禄开始了颠簸流离的生活。这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孤儿甚至还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牢狱之灾。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幼年彭士禄被辗转送到20多户百姓家里寄养,所谓的“父母兄妹”不时变换着不同的面孔。最后,彭士禄被送到广东潮安县彩塘区一位红军队长家中,这里也是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

      1933年,潮安县委书记叛变,8岁的彭士禄作为“小政治犯”被捕入狱,得意的国民政府一度在《南山剿匪记》和《广州民国日报》中刊登“共匪彭湃之子被九师捕获”以庆功。彭士禄被捕后先后被押入潮安县监狱、汕头石炮台监狱、广州感化院,一直囚禁至1935年。释放后,彭士禄回到潮安,沦落为乞丐,继续寄居群众家里,并开始绣花、打柴、放鹅贴补家用。

      翌年夏天,彭士禄再度被捕,依然是潮安监狱。这一次,祖母周凤通过父亲的战友陈卓凡将其营救出狱。此后彭士禄跟随祖母,颠沛于香港和澳门,在圣约瑟英文书院读小学。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彭士禄12岁便独自出门寻找革命队伍,1939年在惠州加入了东江抗日纵队。1940年,周恩来总理派副官龙飞虎和贺怡(贺子珍之妹)辗转找到了彭士禄,经桂林到达重庆。

      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一见彭士禄便十分激动:“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爸爸是我的好朋友!”15岁时,彭士禄辗转抵达延安。这一去不要紧,整个延安都因为他的到来而轰动了。“人人都知道我是彭湃的儿子。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爸爸真的是个大人物。”彭士禄回忆道。

      无数的磨难,带给了彭士禄坚韧不拔的品质,也磨炼了他不惧困难艰险的性格;百家衣百家饭,教会了彭士禄以感恩的心报效党和国家,为他后来投身中国核动力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与核结缘

      在延安中学,彭士禄开始了真正的学习生涯。

      刚到延安时,彭士禄学习很吃力。原因在于过去他只读过两年小学,基础太差。可是,他有个倔脾气,爱 “打破砂锅问到底”,直到理解学会为止。对一个问题,他常常举一反三。总之,就是不学则已,学就一定要学好。

      在延安中学,他担任班长,后来的国家能源部部长黄毅诚、工程院院士戚元靖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那些老同学后来都爱叫他“老班长”。

      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留学苏联,在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他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刻苦攻读。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获得化工机械优秀工程师称号。

      彭土禄还在苏联学习时,1954年1月,美国东海岸发生了一件大事:康涅狄格电船公司制造的一个庞然大物,转眼潜入太平洋(601099,股吧)。远远眺望,似一个巨大而灵巧的黑色水怪。不久,水怪幽灵般地游过墨西哥湾、荡过南美洲、横穿大西洋(600558,股吧),途经欧亚非三大洲后又回到了美国东海岸,而这一切所消耗的全部动力来自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燃料。如果换了油作燃料,需要整整90节车皮!消息一经公布,举世震惊。

      1956年, 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正准备回国的彭土禄被密召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陈赓问他:“中央已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你愿意改行吗?”“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于是,彭士禄便成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进修生。

      当时,苏联教授给彭士禄这些中国留学生每上一节课,中方要付80卢布的报酬。这对经济基础薄弱的新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正是在这价值80卢布的课堂里,彭士禄与核动力这项神秘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和他的同学们也在这里培育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优良种子。

      巨鲸潜海

      18年之后的1974年8月1日,蓝色的北海上, 雄壮的军乐号回荡,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编入人民海军序列。毛泽东主席“可下五洋捉鳖”的愿望得以实现。

      那一刻,身为“长征一号”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彭士禄望着倾注他和他的团队全部心血的核潜艇, 热泪夺眶而出!

      喜庆之余,压在彭士禄心头的是核潜艇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改进:仅仅能航行是远远不够的,它要有实战攻击的能力……当然,还有潜艇六年研制过程中的那些不眠岁月。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安排在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彭士禄所在的二机部(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主攻核动力。

      1959年,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为此,毛泽东主席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必胜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彭士禄和他的同事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然而,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人才奇缺,核潜艇资料更是一片空白。到了1962年,中央又决定集中力量搞原子弹、导弹,核潜艇项目无奈下马。200多人的科研队伍,最后只保留一个50多人的核动力研究室,其中大多数人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所学专业基本上与核无关。负责研究室全面工作的彭士禄和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老师,讲授反应堆物理等专业课程。在彭士禄“坐下来, 钻进去, 入了迷”的要求下,两年后,这几十个外行全部成了核动力尖兵。

      条件坚苦卓绝,但全室士气高昂。彭士禄亲自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以及核动力装置的扩初和施工设计,亲自建立了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参数简易快速计算法,解决了核燃料元件结构型式和控制棒组合型式等重大技术问题。

      “困难时期,我们都是吃着窝窝头搞核潜艇,有时甚至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粮食不够,挖野菜、白菜根来吃。研究室每月每人的办公费才5块钱,里头还包括出差费、笔墨纸张费。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敲算盘。那么多的数据,就是这样没日没夜算出来的。”彭士禄回忆说。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给核潜艇项目带来了转机。不久,搁置多时的核潜艇项目重新启动。

      “一声令下,打起背包就走”,彭士禄告别妻子儿女只身入川,主持建造中国第一座1∶1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

      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彭士禄敢于面对各种争论,依靠科学数据和实验结果果断决策。试验  中别人不敢做决策时,彭士禄只要有七成把握便敢拍板定案,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和修正。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险,还有什么创新呢?”为此,彭士禄得了个外号:“彭拍板”、“彭大胆”。

      1971年,核潜艇首航。依靠自己的力量,只用了6年时间,中国一举成为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这一奇迹的背后,充分体现了以彭士禄为首的科研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彭士禄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也许是因为属牛吧,我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彭老说。

      核电先锋

      将核能服务于社会、实现和平运用核能的理想, 是包括彭士禄在内的核动力专家的毕生心愿。核潜艇研制成功后,彭士禄从军工转入民用领域,投入到研究和创建核电站的工作中。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超越纷攘的文革干扰,批准上海核工程研究院从事核电站方案的设计。上海开始提出一套熔盐堆方案。时任719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的彭士禄对此反复推敲。考虑到其难维修的缺点,大胆否定了这一方案,建议采用压水堆方案。他亲率50多位科技人员来到上海,和上海核工程研究院合作,精心计算30万千瓦压水堆的主参数,同时进行设备的选型,为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首个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打下了基础。

      秦山核电站之后,我国启动了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项目。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大项目,大亚湾项目价值20亿美元。1983年初,彭士禄被任命为该项目总指挥。为缩短探索的过程,大亚湾项目与法国和英国合作,走上了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彭士禄深深知道,搞大型工程,既要懂设计,又要懂经济,还要懂辩证法。如果不懂设计,就不能“自力更生、以我为主”建设核电站;不懂经济,延误一天,损失多少,心里没底;不懂辩证法,绝对管不好工程。于是,在蛇口招商局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彭士禄埋头在写字台前,把外商提供的核电站的100多个主要参数亲自核算了一遍,并自学经济学课程,对核电站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得出推迟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的结论。彭士禄综合多方面因素,提出了进度、质量、投资三大控制,为投资和进度控制问题建立数据模型。这套管理思路在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筹建工作。此前计划引进外国核电站,但由于西方某些国家的制裁,谈判无法进行。彭士禄觉得光靠外国不是办法,就写信给国务院提出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核电站。

      为解决资金问题,在大部分人还习惯计划经济模式的时候,彭士禄首次将招投标制度引入到核电工程。可想而知,当时遇到了很大阻力,一些同志仍按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主张设备要定点生产。最后彭士禄拍板,坚持设备、定货实行招投标制。招投标制解决了靠拉关系争项目的不良现象,充分发挥了参建单位的特长。实践证明,当时这一做法虽然超前,却顺应了经济规律。

      尽管当时我国《公司法》还未出台,但在项目建设中,为了更好地引资,彭士禄坚持实行董事会制度,彭士禄说服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一起投资。后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东电力公司加入进来,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彭士禄被任命为秦山二期董事长。擅长技术、经济与管理的彭士禄仔细地计算了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要参数、技术、经济数据,编制的设计、设备订货制造、土建、安装、调试等“一级进度表”得到了美国西屋公司专家的极大赞赏。

      属牛的彭士禄常被人誉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垦荒牛。如今,虽到了耄耋之年,彭老依旧十分关心国家的核事业,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高级顾问的角色上继续发挥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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