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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彭湃烈士子之彭士禄院士

      挺起倔强的精角.埋头奋挣着,后腿紧蹬大地,古铜色躯体成一道满月形的弯弧,暴突的肌肉显示出力的动态美。拓荒牛,一尊大亚湾核电站的朋友送他的雕塑,放在彭土禄的大办公桌上。彭士禄属牛。

      当新中国悄悄研制核潜艇的昨天秘密在星换斗移里逐步公开.这项事业的“神秘主角”——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从幕后走到了我们的面前。彭士禄是大革命时期著名烈士彭湃的儿子。他的名字已经列入世人瞩目的英国(世界名录)。人们和他打交道,几乎忘记他的生父是开国总理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周恩来从法国留学回来,到码头去接他的就是彭湃。彭湃的牺牲使周思来万分悲痛,当即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而在周恩来生前,彭士禄不向别人提起这些,不愿因此而“沾光”。

      人们只知道,彭士禄和众多科技精英的艰辛奋斗,把中国的核潜艇之梦变成了现实。大梅,刻下了中国人铸造“神剑”的不朽轨迹。

      在核工业研究院里.我们随彭士禄站到泰山按电站立体模型前。此起彼伏的信号灯闪闪烁烁,彭土禄拿着一根指示棒,讲述核电站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意味着什么。秦山结束了中国没有核电的历史。

      彭士禄参加秦山核电站总体设汁,并出任二期工程首任董事长。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最先担任工程筹建总指挥的仍然是彭士禄。他略带广东口音,开阔的前额刻着沧桑也刻着智慧,真羡慕他为尖端科学消耗了无数脑细胞,头发仍然茂密而挺拔。他当过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等高官,却一点没有官气,感觉他的确像大工程的带头人。他最不愿意人家写他,一再说没什么可写的。他8岁就坐牢吃尽苦头,人们绝不会想到,一个“娃娃囚犯”在若干年后会成为一个核动力专家。世界上还有一个童年如此艰辛的核动力学家吗?

      只有一个属牛的彭士禄。

      1940年,彭士禄和其他十多位烈士遗孤,被地下党组织辗转送到了山城重庆。

      在曾家岩中共代表团驻地,彭士禄头一回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留着黑胡子的周恩来穿着夹克衫,拉起彭士禄的手打量了好一会儿,语气格外凝重:“终于找到你了。你长得很多地方像你父亲。你知道吗,15年前我到广州,是你父亲接我的。你父亲让我睡他的床。你父亲很会开玩笑。”

      周恩来说起彭湃时充满深情,彭士禄在周伯伯的描述中知道了父亲。邓颖超摸着彭士禄的脑袋, 对这个历经苦难的孩子很是疼爱“ 我们要送你到延安去。你要继承先烈的遗志, 好好学习……”

不爱多说话的彭士禄一个劲地点头。

      周恩来浓黑剑眉下的眼睛湿润了, 他仿佛在寻找彭湃逝去的形象。彭湃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 是领导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创办农民讲习所的传奇人物, 1927年在海陆丰建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1928年彭士禄3岁, 秀丽而能干的母亲蔡素屏英勇牺牲, 生前是县妇女协会执行委员。次年,彭湃在上海龙华就义。年仅4岁的彭士禄, 竟也成了“ 通缉犯” 。

      一片白色恐怖中, 追捕小彭士禄的风声很紧。抓到有赏, 窝藏杀头。他的家乡海丰一带的穷苦农民, 舍了性命把他从一家藏到另一家。

      这是彭湃的后代, 多危险也要保护他。彭士禄没有家, 然而到处是他的家。真正是吃百家饭, 穿百家衣, 今天姓张明天姓李, 不知换过多少姓氏。

      我们生活里三四岁的孩子无忧无虑, 拥有许多好看的好吃的好玩的, 家境再差也会有父母呵护的温情。彭士禄失去父母, 失去了本该属于童年的愉悦, 过早承受起一个民族的苦难。1930年,5岁的彭士禄被他七婶接到香港,和逃难到香港的祖母合住。

      家里生计难以维持, 彭士禄跟着大人学会糊火柴盒、粘胶鞋。他比同年龄孩子老成懂事, 累了就咬咬牙, 从来不叫苦。后来中共地下党组织让他七叔彭述送他到广东潮安, 等机会转送中央苏区。他在潮安常换人家, 到了哪个家都叫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到过多少家, 叫过多少家的人他已经记不清了。

      1933年彭士禄暂住在地下交通员陈永俊家。他认陈母潘舜贞当姑母。“ 姑母”待他像亲儿子,难得过节杀只鹅, 她把肉都夹到8岁的彭士禄碗里, 给自己11岁的女儿啃骨头。知道她家穷, 彭士禄不愿意吃独食, 让来让去“姑母”都落了泪。这一年的夏天, 由于叛徒出卖, 国民党兵在一个大清早突然包围潘家, “ 姑母”和彭士禄一起被捕。

      彭士禄年龄小个头长得也小, 随“ 姑母”在押在女牢里。女牢的大妈大姐们看见这个天真无邪的小难友又爱又疼。她们给彭士禄讲故事, 教他识字, 唱红军歌。你一个铜板我一个铜板, 她们凑钱给衣不遮体的他做了一件红格子小褂和一条蓝格子小裤。监狱给彭士禄拍照, 他就穿着难友捐赠他的这套衣服站在那里, 一脸纯真无辜。这张照片登在国民党《广州民国日报》上, 旁边说明是“ 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 。

      “我小时候的照片, 只有这一张。”彭士禄说。坐牢的记忆是难以忍受的。没有自由没有欢乐, 只有发霉的草垫, 咯牙的糙米, 逼人的潮气, 还有沾满铁锈的铁栏杆,天空剪成小小方块透进窗里, 难友们被毒打的惨叫声穿过走廊在他的梦中回荡……

      “姑母”陪着彭士禄在潮南监狱坐牢, 一口咬定这娃娃是自己的亲骨肉。因为他太小, 抓他的人或许认为除了吹嘘一番, 并没有多少其它了不得的价值, 落人虎口的彭士禄幸免于难。“ 姑母”死不改口落下累累伤痕。一个善良健壮的农家妇女被折磨得几近丧命。经祖母周凤多方营救, 领回彭士禄, 坐牢的“姑母”才出了狱。

      悬在彭士禄头顶的危险并没有过去。10岁的彭士禄仍然化名东躲西藏, 危急时他上山放牛、沿街乞讨,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彭士禄说他是老百姓花了很大代价才保护下来的。“我对老百姓永远感到内疚, 无论我怎样地努力, 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待我的恩情……”解放后, 彭士禄回潮安寻找“姑妈”和掩护他的人, 他把仍健在的“姑妈”接到海丰祖母家热情

      待奉, 一直供养“ 姑妈”到她去世。

1939年, 14岁的彭士禄收养在香港民主人士彭泽民先生家,和他的堂弟彭科是好朋友。他们虽是少年郎, 祖国半壁江山沦人日本侵略军之手的不幸也深深烧灼他们的肺腑。听人说广东东江纵队痛击日伪军很厉害, 彭士禄和彭科就悄悄跑了出来, 真的找到东江纵队, 如愿以偿地当上了一名游击队员。

彭士禄的身体太虚弱了, 他尽管意志坚强, 却无法抵御疟疾的袭击。他高烧不退胡话连篇的时候, 死神又在他旁边徘徊。他被秘密送回香港, 在地下党负责人连贯的家里治病, 终于从死神那里挣脱了出来。当周恩来通过地下党组织得知彭士禄的下落, 专门派他的副官龙飞虎把彭士禄接到大后方的重庆。那时周恩来在重庆是中共代表团团长。

      在曾家岩相处的日子里,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彭士禄照顾人微, 就像离散后团聚的一家人。周恩来有空就跟彭士禄聊天, 不时地提到对彭湃的敬佩之情。“ 你的父亲出身于大地主家庭, 但烧掉田契, 参加了革命, 很了不起”

      1940年冬, 经周恩来的亲自安排, 他的副官龙飞虎送彭士禄和其他烈士遗孤到延安。彭士禄站在向往已久的宝塔山下, 尽情地呼吸着延河边的清新空气,仿佛张开了翅膀要飞起来。在延安的学校里, 彭士禄终于实现了专心读书的愿望。

      大概是磨难太多的缘故, 彭士禄在延安烈士遗孤和干部子女中显得懂事而成熟。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 这些虽然穿上灰军装仍天真稚气的孩子就像出笼的小鸟, 蹦蹦跳跳跑到中央首长家,充当极受欢迎的小食客。彭士禄很少去, 常常留在学校里看他的书。其它孩子喜欢热闹, 彭士禄却能静得下来。

      李富春、蔡畅、帅孟奇、王若飞、贺龙、叶剑英等领导人很关心彭士禄, 把他当成家中一个成员, 一有狗肉、羊肉之类好吃的就派警卫员去叫他, 他总是推不掉才去, 他不愿给首长们增添麻烦, 也不好意思去分食艰苦环境里首长们的那点营养品。

      这期间有一个插曲, 是彭士禄自告奋勇, 报名到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那是1942年春, 抗日战争进人最艰苦的年头, 前线转来后方的伤病员越来越多, 彭士禄渴望直接为战争胜利出力,先当个好护士, 再当个好医生。17岁的他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劲。

      在内科、外科、小儿科、传染科、妇产科, 彭士禄都当过班, 面对血腥污秽从不眨眼, 医

      院评他为“ 模范护士” 。因过度劳累, 他吐血了, 医生嘱咐他卧床休息, 他仍然照常上班。蔡畅和贺怡得知后十分着急, 怪彭士禄到医院当护士事先没征求她们意见, 她们疼爱地说, 你病好了就赶紧回到学校去读书。

      但病愈后的彭士禄还是在医院照顾伤病员, 直到中央组织部的调令, 才把他调到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课堂。他就读在延安中学部二班, 担任了四组的组长, 这个组的同学团结互助, 从纺线、开荒、种地到文化学习都成绩突出, 事迹上了延安《解放日报》。

      时隔40年, 一位从延安保育院出来的“老延安”在北京碰到彭士禄, 跟他开玩笑说“ 你就是彭士禄啊当年你可把我们整苦啦”原来那时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年纪小, 淘气得很, 叫他

      们听课好像屁股上长钉子。《解放日报》登出“模范学生”彭士禄和先进四组的事迹通讯, 老师如获至宝, 叫孩子们认真地读,而且要求背熟以作对照, 弄得孩子们紧张得够呛, 彭士禄的大名他们谁都忘不掉啦。

      彭士禄1945年离开延安自然科学院, 先后在宣化炼焦厂、石家庄炼焦厂当技术员。延安窑洞是他知识的“摇篮”, 生产实践给他运用知识提供了舞台。他这个年轻的“ 小专家” 不光点子多, 而且富有助人为乐的正义感。

      那次他骑自行车外出, 无意中发现一个小盐酸厂, 很有兴致进去看看。老板听说他是内行,诉苦道“我们支援前线生产弹药需要硫酸, 可是对面的硫酸厂不卖给我们。” 他一听急了, 激动地对老板说“你如果相信我, 我帮你造硫酸!”

      老板半信半疑, 按他的要求买了十几个大缸、瓷壶和搪瓷脸盆。他一连几个晚上在灯下设计工艺流程, 然后指导小盐酸厂因陋就简生产硫酸。半个月后的小盐酸厂出现了奇迹, 能日产200公斤浓度在90%以上的优质硫酸, 保证小盐酸厂用于制造弹药的急需。老板乐得合不拢嘴, 连声说“ 还是延安的娃子有本领!”

      1949年初, 组织安排彭士禄到大连工学院深造。开国大典那天, 他和同学们围在收音机旁边, 倾听着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曾经问彭士禄当时想到什么, 彭士禄告诉我, 他想到的是新中国成立来之不易, 多少有名的无名的先烈流血牺牲才换来了这一天他想起离开延安时蔡妈妈的嘱托“ 打天下靠我们, 搞建设要靠你们了。”

      1951年7月, 彭士禄奉命参加赴苏留学考试, 以优异成绩人选。临行前,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这批留学生, 对他们寄予厚望。此后, 彭士禄被派到苏联喀山化工学院化机系学习, 55年转人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 国内培养26个大学生的钱培养我们一个留学生, 非常不容易啊。” 彭士禄回忆说,“ 我们都很发奋, 白天晚上学习, 没有在12点钟以前睡觉的, 门门功课都是5分。”

      当1956年彭士禄以全优的学习成绩荣获“ 优秀化工机械师” 称号, 准备回国一展抱负的时候, 访问苏联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把他和几位同学召到驻苏使馆。陈赓传达了周恩来总理意见, 让他们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他关切地问刚毕业的彭士禄愿意改行吗彭士禄毫不迟疑地回答“ 当然愿意, 只要祖国需要” 彭士禄愉快地转人莫斯科动力学院攻读核动力专业。

      1958年4月, 彭士禄学成回国。此时,与彭士禄专业有关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正在酝酿。就在四年前,1954年2月21日,美国东海岸的格罗顿布造般厂全封闭的巨型厂房打开,核替艇“舡鱼号”缓缓滑向蔚蓝的大海。尽管它在太平洋上激起的水花是如此微弱,但世界各国仍然敏锐地捕捉到了它传达的信息:只用高尔夫大小的铀块燃料,就能一次般行六万海里。如果换了此油作燃料,需要整90节车皮!

      1958年6月,国防技术委员会一次高度机密的会议在北京召开。聂荣臻元帅主持会议,与会者有陈赓、苏振华、当劲光、罗舜初等我军高级将领,有刘杰、张连奎、钱学森、王诤等尖端科研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在覆盖了一面墙的世界海图面前,他们面对着严峻现实:缩短四年间,继“舡钱”“旗鱼”等攻击型核潜艇先后送入军中服役。“鳐鱼”号成功横渡大西洋后将潜行北冰洋。

      很显然,核潜艇的强大生命力、高度隐蔽性和攻击性可构成巨大的战略核威慑,已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安。主管国防科工委的聂荣臻元帅神色压重的提议:“我们有18000多海里的海岸线,有辽阔的领海。为了何卫国家,维护世界和平,我看必须尽不制核潜艇,为人类的和平作出项献。”

      当时新中国常规潜艇的建造还在初创阶段,核工业刚刚起步,但会议的共识是:反对核垄断的最好“法宝”,就是反垄断者拥有核威慑力量。陈赓大将说:“中国需要和平,世界需要和平,中国应该为反核垄断作出项献,将我们要搞可携带导弹的核潜艇。”

      对于面临的实际困难,对于争取外援“和依靠自己,会议的讨论热更而坦诚。会访纪要形成绝密文件,由聂荣臻元帅亲自签署上报国条院和中共中央。这份《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同意。

      7月,核潜艇研制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集中国防科委、海军、一、二、三、四机部、治金部、化工部、物资部以及高等院校等单位人力物力展开攻坚。在这项代号为“09工程“事业中,二机部(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承担主攻核动力,这是在为核潜艇设计动力心脏。一批经过挑选的业务骨干充实进来,其中就有刚留学归来的彭士禄。

      怀揣报效祖国的一团火,核动力堆设计小组10余人钻进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档案室等资料的海洋,时常带上镘头和咸菜,从开馆呆到闭馆。核潜艇的设计几乎是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开始的,核动力的蓝图还在遥远的示知地。3个月后,数以百计的攻关课题提出来,同学 提出几个核潜艇的总体设计方案。虽然是些设想,但毕竟迈出来第一步。

      10月21日,中国海军代表团在政委苏振华上将率领下访问苏联。他们带去了科研人员提出的核反应堆一些设计问题,希望当时的“老大哥”苏联能给予指点。然而谈判长达两个月,苏联政府官员一口否认他们拥有核潜艇,在中方一再要求下,在中国海军代表团去列宁格勒时安排了一个特别项目,参观“列宁”号核动力破冰船。

      随团的专家第一次亲眼看到了核动力船。后来中苏谈判出现转机,苏方答应在某些范围内帮助中国。不过,在核潜艇技术的摇助问题上,附加了“在中国建长波站”的先决条件。

      苏联想把它的长波站建在中国,实际上是要中国海军接受苏联“老大哥”指挥。中国人用百年奋斗换来的独立主权当然不能出卖, 苏振华上将为团长的中国海军代表团对此“ 援助条件”明确拒绝, 回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

      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并不甘心。他秘密访华时, 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宴会上, 仍然端起酒杯摆足派头。“核潜艇技术复杂, 你们搞不了。”赫鲁晓夫自信十足, 对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说,“我们可以组织联合舰队, 建长波台……”

      周恩来含而不露地笑笑, 抬起右臂作了个手势“ 这要看中国人民是否答应。”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汇报, 赞扬说“顶得妙极了。”

      丰泽园里, 毛泽东的思绪飞向宽阔的海洋。中苏友谊万岁的口号犹在耳际, 中苏关系破裂的前兆已经出现。在压力面前从不屈服的毛泽东知道, 人家卡我们脖子是为了什么。他对自己民族总是充满自信“ 核潜艇, 我们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外援希望的断绝, 激发的是中国科研人员更高的爱国之情。核潜艇工程不再是简单的技术攻坚战, 而成为一代人的“ 争气”工程。中南海发出各科研部门要积极支持和配合核潜艇工程的“ 通知” , 特批该工程可在全国范围内选调人才。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的核反应堆研制队伍扩展到200余人。

      1960年7月1日, 核潜艇动力工程初步设计草案》提交国防科委。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欣慰地评价说“《草案》设计工作, 已摸着石头过了河。设计上人了门, 现在可以上路了。”次年,《草案》进人设计论证阶段。

      然而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遮住了核潜艇研制前途的光亮, 国家有限的财力无法同时确保原子弹和核潜艇的大规模研制。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 先全力以赴搞原子弹, 核潜艇动力设计人员大部分充实原子弹工程, 二机部保留一个核动力研究室, 继续作些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实验。

      1962年春节前夕, 寒风刺骨。二机部领导传达中央的决定, 说得很委婉, 实际上“忍痛割爱”, 宣布核潜艇的研制“下马” 。保留下的核动力研究室由50多人组成, 调彭士禄任主任。他确实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原先核动力设计上许多业务拔尖的骨干抽调走了, 剩下的大部分是刚毕业不久改行的大学生, 在学校学的是锅炉、化学、机电、物理等跟“核”不沽边的专业。研究室只有少数专家懂核动力, 其余全是外行。

      不投资、不搞设计几不进行设备试制, 尽管研究室是个地道的“ 保留” 角色, 彭士禄还是有他的牛劲。他出了个点子, 和其他专家一起开课, 系统讲授反应堆物理、热工、结构、自动控制及动力装置等5门课程, 尽快叫大家都姓“核” 。彭士禄雄心犹在, 他苦苦磨炼他的“突击队”,准备攻克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的堡垒” 。

      那时彭士禄要求所有的人“ 坐下来, 钻进去, 人了迷” 。几乎研究室每个成员都是早上5点就起床, 从天刚亮一直调研、学习到深更半夜。这样学了两年, 研究了两年。用这批大学生的话说“彭总要我们不但知其然, 还要做到知其所以然。跟着彭总他们,把我们带到了核动力学科的前沿。”

      彭士禄终于向核反应堆设计发起了“总攻” 。研究室白手起家, 只能用计算尺和老式的手摇计算机。手摇计算机的摇把在转动, 一圈一圈像在测量距离成功的漫长距离。手臂摇酸了, 摇痛了, 巴掌心磨出泡, 蹭破了皮。即使这样上机也是幸运的, 排不上的人靠计算尺在一点一点地算。硬是计算出了几十万个数据, 初战告捷。

      课题艰深, 彭士禄还是不当“伸手派” 。大量的计算结果需要验证, 他领着大家动手建起常温零功率堆和高温高压零功率堆试验室。连证实反应堆在冷态下的安全可控性这个极为精密的试验手段, 也是他们靠自己力量, 建立起的全尺寸零功率试验装置进行的。

      研究尖端科技而条件如此艰苦, 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听说核潜艇的科研人员每月每人只有8元钱办公费, 身经百战而荣辱不惊的老帅们动情了。陈毅元帅说“ 太可怜了, 经费不能压缩,人员要补充, 核潜艇要上去” 徐向前元帅说“ 一定要保住这支可贵的科研队伍, 一定要保住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否则, 核潜艇上不去”……

      1964年, 中国西部升起震惊世界的蘑菇云。1965年3月, 中央决定核潜艇的研制重新上马。彭士禄奉命出任负责核动力的总体设计。当时要不要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 意见不一致。有人认为, 建造1:1核动力模式装置“花钱太多” , “ 不值得” , 不如直接造产品。这个意见听起来有叙因为建模式堆是外国的经验。

      彭士禄想到的, 不是会不会被人说成“照搬外国经验”,而是尊重科学规律。他和钱三强、赵仁恺等专家交换了意见,认为:我们无反应堆设计和核动力装置试验材料设备、培训艇员,这不是任何单项模瓜装置能够替代的。美、英、法等国都曾建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是有科学道理的。试想,造一架飞机一辆汽车还得制作一个真实样品,何况造潜艇呢!

      争鸣排除了非技术因素,二机部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方案被采纳。1965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建成陆上模式堆的时间定在1970年。

      闯过自然实害难关的彭士禄,没想到一步红海洋的文革风暴会席卷全国。运动初期,彭士禄毫不在意头顶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如既往地抓设计、设备试制和各项试验,他认准核 潜艇工程是国家的大事,错不了。燃而,派往各地协调和驻厂指导的设计人员纷纷打来加急电报:无法按时生产!无法按期交货!……

      1967年8月,聂荣臻元帅签发中央军委《特别公函》,对核潜艇研制进度下达命令。军工企业混乱局面有所扭转,但研究所的院墙档不住狂热的运动浪潮,短识分子人人自危,心有余悸,彭士禄急得五内如焚。幸亏七院院长于笑虹将军为他解忧,建议他把设计人员集中到一个地方,“全封闭”地完成设计任务。

      90个日日夜夜,彭士禄和他的设计队伍窝在革地,忘掉了喧闹的人世间的所有烦恼和痛苦,向核动力装置设计蓝图作最后“冲刺”。终于,一捆一捆地设计图纸运出去了。没等彭士禄松口气,远在三线大山里的模式堆工程情况不妙。作为核潜艇工程重要组成部分,模式堆工程进展缓慢,至1968年夏,主厂房的苦搞还未挖出,而预定完成并运行的日期只有20个月了!.

      彭士禄是陆上模式堆工程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技术总负责人,对于这项国家重点项目负有直接责任。他完成设计任务后立即赶到工程现场。他看到工地上一盘散沙,虽然工程指挥部还在,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名目繁多的群众组只根本不听,派性搅得人心不宁。他们通知各方代表开会,等了半天也开不起来。

      此时,国防科委核潜艇工程协调办公室急电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1968年7月18日在电报上批示,要成都军区支援模式堆工程建设。这就是令模式堆工程起死回生的“718”批示。

      我们无法回避那个年月的历史事实:毛泽东的批示一经传达,瑞场的施工队伍顿时精神振奋,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分岐都放到了一边,层层誓师会调动起人们最大的热情。军代表和工兵营战士很快进驻工地,军民奋战的劳动号子和机器轰鸣声灌满了山谷。

      同样欣喜的彭士禄保持着一贯的冷静。他更多考虑的是,把这支度亢奋的8000人大军引入科学的轨道。他不敢丝毫懈怠。白天,他和模式堆士建负责人赵仁恺等到基础挖掘的现场,解决岩层掘进难难题。晚上,他又在技术人员中间, 研究详细的设备安装计划、调试方案。他草拟出各个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对策和工作思路。

      1969年3月, 模式堆主厂房终于落成。彭士禄随安装队伍住进了主厂房。他一身工装一身汗水, 安装中哪里有困难, 他就会出现在那里。现场指挥, 现场拍板,成为他的领导风格。“干事业, 哪有不遇上困难的”彭士禄举重若轻, 来自于他的专业素质和他知难而进的个性, 他最喜欢的格言是“ 怕困难, 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嘛?”

      模式堆最后的安装工序出现误差, 是彭士禄和安装队伍干了7天7夜, 才使所有的核燃料元件盒到位。这样的模式堆到底行不行会不会爆炸沿着“怀疑一切”的逻辑, 有人甚至散布“彭士禄搞的模式堆是堆底钢铁, 根本就发不出功率”

      这天, 忙着作模式堆启动准备的彭士禄突然接到电话通知,他赶忙驱车赶到几十公里外的军管会主任办公室, 出席“ 说清楚会” 。彭士禄不慌不忙地抽着烟,先对“ 爆炸” 的问题作了个比喻“ 大家知道, 火柴能点燃白酒, 无论如何也不能点燃啤酒。反应堆用的核燃料是低浓铀, 也就是‘啤酒’, 即使控制失灵也不会像原子弹那样爆炸”

      至于能不能发出功率, 彭士禄拿出的是一连串计算的数据。他说明, 反应堆不仅能达到100%的满功率, 还可以达到120%的功率。不过, 无休止的争论解决不了问题, 结果只有通过启动试验来证实。彭士禄严肃地作出了保证。

      不要忽视那是个非常时期。面对全国多生产厂和研究所制造的大大小小设备, 有风险谁敢承担其他人不敢多说话, 彭士禄没有什么顾忌。工地有事找到彭士禄, 他向来敢拍板。“ 别人出身不好嘛, 可以理解。”彭士禄心地善良, 总是想到他人, 想到事业, 觉得是自己的责任就应该负起来。

      其实, 他自己何尝不是冒着极大的风险那个颠倒黑白的年头, 厄运并没有放过闻名天下的先烈彭湃。彭士禄的96岁高龄的老祖母, 一位献出6个儿子和媳妇的革命老人, 竟被污蔑成“地主婆”挨整。原任海丰县县长的彭湃弟弟彭洪, 同彭士禄作伴投奔东江游击队的堂弟彭科, 先后被批斗身亡。噩耗传来, 彭士禄妻子儿女哭成泪人, 彭士禄把屈辱痛苦咽进肚里, 对妻子说“ 相信党, 相信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1971年7月15日下午, 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叶剑英、聂荣臻元帅陪同周恩来总理听取核潜艇研制的专题汇报。周恩来走进大厅, 在场的领导和专家站起来鼓掌。他抬手示意, 浓眉下的目光扫过人群中探寻, 第一句就问“彭士禄来了没有?”

      “总理, 我来了。”从三线模式堆现场赶到北京的总设计师彭士禄站起来。他从周恩来慈父般的目光里看到了信任。周恩来侧过身问叶剑英“你认识他吗”“认识, 早就认识” 叶帅望着彭士禄亲切地招招手。

      16日上午, 彭士禄等专家继续汇报。周恩来和每个人握手, 鼓励大家再接再励。周恩来对彭士禄嘱咐说“小彭啊, 记住, 你是海丰人, 永远不要改名换姓!”

      彭士禄知道, 他的亲人受难的消息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 总理亲自下令, 把彭湃的母亲从海丰接到广州保护起来。彭士禄记下了总理的每一句话。

      汇报结束后, 周恩来决定用自己的专机送他们回四川基地。周恩来问“ 从这里直接送你们去机场, 不回家了, 行不行?”彭士禄和专家们都说行。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1970年7月17日18时, 核潜艇陆上反应堆开始升温升压。与此同时, 周恩来守在北京中南海办公室的电话机旁, 亲自打电话询问现场情况。25日, 反应堆开始提升功率。26日, 核动力装置由自身发电机供电。这是中国首次的核能发电, 是一次零的突破。在场的技术人员兴奋地拍手“ 真正看到原子能发电啦”

      8月28日, 反应堆主机满功率试验成功。随后, 彭士禄和他的设计队伍顾不上休息, 带着试验成果参加调试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工作。

      1971年7月1日, 中国核潜艇首次核能发电成功。8月, 中国的核潜艇带着几代人的梦想驶进波浪滔滔的大海。身为总设计师的彭士禄随艇出海试航。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中央军委命名为“ 长征一号” , 于1974年8月1日正式编人人民海军的序列。在蓝色的北海上, 雄壮的军乐号回荡, 核潜艇服役典礼和军旗升挂仪式隆重举行。彭士禄望着他倾注全部心血的核潜艇, 热泪夺眶而出!

      就在这个月里, 岁的朱德委员长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陪同下登上指挥舰, 检阅了破浪航行的“长征一号”核潜艇。朱德问肖劲光“ 这是我们自己研制建造的吗?” 肖劲光兴奋地回答“是的, 总司令。没有一个零件是进口的。”

      朱德扬起手臂, 向浮出水面的核潜艇致意。肖劲光向他介绍在场的彭士禄等专家, 这位功勋卓著的元帅和他们一一握手,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谢谢你们, 我代表人民解放军, 感谢你们为建设强大海军所做的贡献”

      认识彭士禄的人都说他敢为人先。他担任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期间, 人们送了他一个雅号“ 彭拍板” 。他的观点是, 只要有七成把握就可以拍板, 剩下的三分困难和风险想方设法去克服。“ 不冒风险, 哪还有什么创新呢不可能事事等到十分把握吧”

      几乎在核潜艇陆上核动力装置试验成功的同时, 研制核电站的设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将核能服务于社会, 为实现和平运用核能的理想, 是彭士禄等一代核动力学家的心愿。周恩来总理和中国尖端科技领域的领导人目光远大, 超越纷纷攘攘的文革干扰呵护着中国这个“世纪之梦”,批准上海核工程研究院从事核电站方案的设计。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 他仍抽出时间听取核电站工程筹备的汇报。周总理挑起剑眉, 他的询问都想得很深很远“核电站排出的废料怎么处理?” “会不会影响子孙后代?” 彭士禄汇报说, 废水经处理后大部分回收,废渣埋在深山洞里, 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总理点点头, 他再三叮嘱,核电站的设计和建设一定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有开创性好, 但实践还没有。要想到21世纪的事。……”

      彭士禄对核电站方案反复推敲。上海开始提出的是熔盐堆方案, 他考虑这种方案很难维修,大胆否定了这个方案, 建议采用我国已有基础的压水堆方案。他亲率50多位科技人员到上海,和上海核工程研究院同志合作,夜以继日地精心计算30万千瓦压水堆的主参数, 同时进行设备的选型, 为秦山核电站打下了基础。

      1983年初, 彭士禄出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筹建总指挥。在蛇口招商局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 他埋头在写字台前, 亲手计算多100个大亚湾核电站的主参数。他不愿浪费时间, 经常吃方便面, 或者吃秘书买来的快餐盒饭。他算出的数据跟后来外商提供的数据极为相近, 使我方大为主动。

      大亚湾核电站引进外资, 彭士禄对利率、浮动率、投资概算、付款、付息、还本等一系列经济学课题很快人了门。他提出核电站工程投资、进度、质量的三大控制, 为投资和进度控制问题建立数据模型。他负责筹建工作进展神速, 不到两年完成征地、移民、修路、建淡水库、施工电力、通讯保障等等, 并组织与外商进行多种技术经济谈判。

      跟外商谈判, 彭士禄不是从原则出发讨价还价, 遇到意见分歧他上台列出公式, 画上曲线,用明晰的数据来论证价格和付款方式的合理性。外国专家感到非常吃惊的是, 中国的对外开放时间这么短, 一流的核动力学家也精于经济之道了。

      香港中电公司港核投董事长石威廉先生曾感慨地说“ 与中国谈判最难的对手就是彭士禄先生, 他太强了, 技术、经济都懂。” 彭士禄为了中方利益和石威廉先生谈判得很艰苦, 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离开谈判桌他们聊起其它话题时还是好朋友。

      10年后, 石威廉先生任职期满即将返回英国之前, 专程到北京辞行, 留下了一段富有感情的话:“Poul(彭士禄的英文称谓)真正是一个正直、善良、坦率、真诚的大好人、大专家, 我非常钦佩他,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还能和他合作。”

      1968年起, 彭士禄担任秦山核电二期工程首任董事长。他仔细计算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参数和技术、经济数据, 创造性编制的“ 一级进度表” 得到美国专家的赞赏。

      有一位记者对彭士禄仰慕已久, 按电话约定时间上门采访。他想彭总是个大专家、大学者也是个大领导, 着装肯定讲究, 便穿上了“ 正规场合” 穿的春秋西服去了。等他敲门进屋, 发现彭士禄不光把见记者的事忘了, 而且穿着背心裤头, 赤脚踩在地上, 专心致志地伏案算他的数据呢。这么一位“ 短裤专家” 、“ 赤脚部长!”

      彭士禄当副部长的时候, 官够大的了, 他的东西常常被工人朋友拿去“ 共产” 。从打火机到烟、酒、茶, 谁看中了谁就章去。广东的侄女托人给他带月饼, 专门写明交他爱人收, 取消他拆封的资格, 生怕他又给部属“ 共产” 了。曾有一位老工人生重病生命垂危, 唯一的希望是见见老领导彭部长。彭士禄接到他家人的电话, 驱车百余里去医院探望。这位八级钳工在核潜艇陆上堆安装工程时和彭朝夕相处,成为挚友……

      在彭士禄妻子马淑英的清丽轮廓里,不难想见媳年轻时的秀雅和干练。她原是北京化工学院的骨干教师,也是新中国派住苏联的留学生,她懂得英、日、俄三国语言。彭土禄去三线搞陆上反应堆试验,把全家迁出北京。马淑英放弃自己热爱的教学事业,转入核动力装置设计的水化学研究。山沟里潮湿,马淑英的心脏病更加重了。她几次昏倒被送进医院,都叫身边的人别告诉老彭,别让他分心。

      在三线模式堆工程紧张的日子里,彭士禄8岁的女儿彭洁生急病住进工地门诊部。彭士禄在现场抓启动前的调试,而马淑英的研究和模式堆启动运行密不可分,他们夫妇都不能守在女儿身边。等马淑英挤出时间看彭洁,懂事的女儿对妈妈说;“妈,别告诉爸爸我生病了,这样会影响他工作的,好吗?”马淑荚止不住热泪盈眶。

      病中孤独的日子里,彭洁忘不了透过木板房缝隙望见的星辉和月光。也许她那时并不明白造一条船为什么要钻山沟,她只知道这里的工程连着祖国的强盛。她后来毕业于船舶学院.远渡重洋去英国进修,然后如期回国,现在是一名舰船研究的高级工程师。她从父母身上感受到的责任感,会永世相随,一直燃烧着她的血液。

      彭土禄干事业敢想敢于,绝不服输,而在日常生活里奉行的则却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比如叫他去参加全国科技大会他就去了.通知他上台领奖,才知道他领头的课题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这样的获奖者上哪里找呢?

      当中国向世界打开国门之后,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来中国访问,他对中国能在70年代初研制成功这样高水平的核潜艇深感意外,几乎难以置信。他惊叹说:“哦,这完全可以和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相媲美!”

      “世界各国首脑、军事界、政治界、科技界、新闻舆论界认为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西方同行对此现象无法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他们只知道中国在被封锁的岁月里有太多的困难,但他们无法破译中国科学家们对于祖国肝胆相照的忠诚。

      国内外了解彭士禄功绩的人,把他叫做“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核电站创建人”,他对这些提法坚决不同意,他说要是这么讲,把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摆

      在什么位置?他说他不过是和同事合作,为中国核事业做了该做的事。

      彭士禄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时常有人向他询问核电的有关问题,他善于把复杂高深的纯技术课题说得通俗易懂,说服力很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彭士禄张开臂膀迎接校电时代的到来。一个个将缓解中国电力矩缺的核电站规划,渗进了他的心血。

      当我再次登门拜访之时,彭士禄又风尘仆仆地赶着去视察核电站了,家里人说他是闲不住的。令人敬佩的是他研究核能,仿佛就把核能装在身上,随耐随地在发光发热。“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鲁迅先生说的是牛,更是一种忘我的民族之魂。在新中国从无到有的核事业上,彭士禄就是这样一个属牛的,一头不知疲倦的“拓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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