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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记中国核动力专家彭士禄

无私奉献  文持弱者  敢冒风险  敢为人先
与世无争  与人无求  助人为乐
在别人的非议中毫自己认为正确的路
要做减法化繁为简  不要做加法

    ——彭士禄座佑铭

    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只要三七开,有百分宅七十的把握就可以干,不然等什么条件都齐备、没困难、疑问题了还要你去干什么?不干自怎么能冲破旧的,创造新的?

——彭士禄经典格言


        彭士禄,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后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两年。回国后历任原子能所47—1室副主任,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基地副总工程师,国防科委第七研究院副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总设计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广东省委常委,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彭士禄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核潜艇和核电站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作为核潜艇总设计师,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荣誉奖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

       2005年11月18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彭士禄院士从事核科技工作47年暨80寿辰座谈会。”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写来贺信说:“您是著名的核动力专家,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您主持了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设计、试验以及运行的全过程,并参加指挥了第一代核潜艇的调试和试航工作,您参加、组织研制成功的耐高温高压全密封主泵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您提出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要素,为大亚湾核电站工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秦山二期核电站的建设中,您提出了“以我为主,中外合作”,自主设计、建造60万千瓦机组的方案,并亲自计算主参数、进度与投资,为秦山二期工程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他曾当过六机部、水电部副部长,还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样的角色一定会讲究官场上和学场上的礼仪吧。然而,当我们走近彭士禄时,他旷达的人生情怀,渊博的学识以及对事业理想的追求精神,却给了我们许多的记忆和感动。

         他说,他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明亮简朴的办公室里,身体瘦弱的老人在伏案写着什么,见有人进来,他头也没抬地扬了扬手示意请坐,大约一两分钟以后才放下手中的笔,像老朋友似地和记者促膝而谈。他用浓重的广东口音向记者追忆起沧桑往事……

他因是彭湃之子而被捕

        在众多科学家中,彭士禄童年的经历要特殊一些。他的父亲是农民运动领袖彭湃,母亲是广东海丰县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蔡素屏。他3岁时母亲壮烈牺牲,4岁时父亲光荣就义,他成了孤儿。但那时的他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他得到了众多普通百姓的关爱,他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地下党把他从一家转到另一家,最后把他寄养在红军陈永俊家里。他管陈永俊的母亲叫“姑妈”,这个家里还有一位大他几岁的姐姐,他们三人相依为命。

        外面恐怖的追杀声令他们小心翼翼,但最终还是没躲过叛徒的出卖。就在1933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凌晨,他和“姑妈”同时被捕了。那时他还不到8周岁。紧接着国民党报纸以《共匪彭湃之子被我第九师捕获》的显赫标题并附照片刊登了他被捕的消息。

         他被关进潮安县监狱女牢房。在那里他又见到了曾经抚养过他的“山顶阿妈”。“山顶阿妈”是先被捕进来的。彭院士说他很幸运,有两位“妈妈”陪护他坐牢。在牢里他见到了中国女性的坚强与无私。“姑妈”遭受了残酷的审讯和拷打,她宁死不屈,忍辱负重,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供认他是彭湃的儿子。

        几个月后,敌人用尽各种手段还是没有搞清楚他是不是彭湃的儿子,最后确认他为“不规良民”转押至广州感化院进行了一年多的“感化”。屈指算来,他坐了两年多牢。放出来后,他成了四处流浪的小乞丐。

        自报刊登载他被捕的消息后,他的祖母就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终于在1936年夏祖母找到了他,把他带到香港,12岁的他开始在香港读小学五年级。苦难的经历使他倍加珍惜读书的光阴,他既聪明又好学,第一学期就考了全班第一名。

        1940年,彭士禄辗转到了延安。他先在延安中学读了一年多书,接着主动去延安中央医院当了一年半护士,后又被调回到延安自然科学院读了一年书。1945年抗日胜利后曾在阜平、石家庄等地炼焦厂、硫酸厂、炸药厂当技术员。

        他时常忆起小时候那份被人关爱的温饱而又温馨的生活,尤其后来在艰苦的工作环境里,那种回忆有着非常甜美幸福的感觉。这给他带来了战胜困难的无穷动力,也使他至今对善良、勤劳而朴实的农民有着朴素而浓厚的感情。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练了他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他的爱抚感染了他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给了农民,直到不惜生命……给了他要为人民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热血。延安圣地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培育了他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习性。更使得他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未来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尤其对他后来不仅要拼智慧而且要拼意志和信心的核动力事业很有助益。因此他成为了——

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

        1951年,彭士禄被派往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学习了5年化工机械。他倍加珍惜这5年的学习时光,学习成绩十分优异。

        1956年,因国家建设的需要,中国政府把原子能工业建设列上了议事日程。陈赓将军到莫斯科选了一批优秀学生转学原子能知识。彭士禄因毕业于化工机械学院并学业优异,成了莫斯科动力学院核动力专业的进修生,两年后学成回国。1958年,中国政府批准了《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原子能所十二室承担了核动力堆的研究设计任务,搞出了一个初步设计方案。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央决定重点研制原子弹,潜艇核动力装置研制暂时让路,只保留少数人员成立47-1室,任命彭士禄为副主任,继续工作、细水长流、待机再起。
        彭院士说:“当时条件很差呀,室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学的都不是核专业。怎么办?我就和其他几位留苏的同事当起了老师,开设了反应堆等五门专业课给他们讲,两年后,他们都成了核动力学的专家。那时,我们是吃着窝窝头搞科研的,有时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我们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研究室每人每月的办公费才5元钱,这里面还包括出差费、办公用品费……那时没有电脑,大家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的数据都是没日没夜地算出来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志们的士气高昂。就这样,在缺乏技术资料的情况下,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的彭士禄主持确立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设计方案,创造性地建立了一整套核动力装置静态和动态主要参数的简明计算方法,为满足核潜艇的总体性能要求,在主参数选定、主设备选型、各系统匹配等方面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设计中,他敢于否定国外破冰船核动力装置工作压力为200大气压,而改为140大气压(后破冰船改为130大气压);在负责扩大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中,他提出的核燃料组件的结构形式及其控制棒的组合方案,不仅组合灵活、制造简单、便于布置,而且能使反应堆在安全可控的条件下工作。他还亲自计算并最终确定了核动力装置最佳热工参数的选择,并组织科技人员决定了堆芯结构、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几何尺寸、形状、开孔位置与数量,以及密封方法。同时,他还主持了屏蔽电机全密封主泵的研制并取得成功,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1965年5月,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此时的彭士禄带领他的战友们更加干劲十足地完成了扩充设计并及时对重大设备订货。

        核潜艇就像一座庞然大物,而研制它又是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座庞然大物不但要在水下航行,而且有时候要连续航行100多天,要求里面住着的100多名官兵在水下的工作、生活要和陆地上基本相近;研究核潜艇涉及核工程物理、自动控制、精密机械、电器、材料等几十种专业技术,牵涉的研究所和工厂有几百个,组织管理也涉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几十个部门……

        1966年,文革到来,陆上核动力装置工程项目也受其影响进度极为缓慢,直至1968年夏,核动力装置的主厂房基坑还未挖出,距中央指定完成运行的日期只剩下短短的20个月!
时间、形势、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的《特别公函》,毛主席签发了“7•18”批示。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生产现场,不得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保质保量按时地完成任务。这个《特别公函》调动了一切力量,在工程指挥部和试验基地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8000多名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和解放军战士为夺回失去的时间日夜奋战。全体参试人员凭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奋力拼搏,为毛主席争光,为全国人民争气。1969年10月,核动力装置大厅进入安装阶段,近万台件的设备、管道、电缆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全部安装到位了。经过一年时间的抢建,物理、热工水力学、结构力学、化学、材料腐蚀、自动控制、仪表等十几个实验室也建成了,并投入了实验运行。

        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直到现在,彭老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技术攻关的日日夜夜:有多少个夜晚,他和同事们为某个设计方案讨论到东方发白,又有多少个技术难题让他煞费苦心,忽然又因灵光一现而豁然贯通、迎刃而解。

        1970年7月15日下午,正在基地做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准备启动工作的彭士禄被紧急召进北京,向中央专委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周总理聚精会神地听着彭士禄他们的汇报,不时地询问着关健的环节。周总理说:“现在的试验已经经过了设计、设备、安装、调试四大关,但是要记住:还有一个试验关!千万不要认为已经是百分之百地有把握了,就不在乎了。哪一个环节不加以注意,试验都要出问题!科学试验与革命工作一样,既要大胆积极,又要有步骤地、稳妥地进行……”会后,周总理用自己的专机送彭士禄等专家一行回实验基地。临行前,周总理特意热情地握着彭士禄的手说:“小彭,记住,你是海丰人,永远不要改名换姓!”彭士禄最懂得总理的用意,海丰是第一个建立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周总理要他记住自己是海丰人,就是要他继承和发扬海丰人民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周总理要他永远不要改名换姓,那是因为在血雨腥风的时代里为了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他不知改过多少个姓,换过多少次名,最后还是党给他恢复了原姓,取了属于他的名字。

        1970年7月25日,反应堆开始缓缓按九步提升功率,而每提高一个数量的功率,出现的险情也越多。“报告,一回路主管道应力指示过高,超过设计值一倍多。”操作员的报告使大家大吃一惊。这可是不祥的预兆。万一主管道破裂造成失水事故,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还能试验吗?彭士禄决定立即进行现场检查和分析,结果发现,是由于应变片质量不好而测出的假应力值。于是立即拍板继续运行实验并更换应变片。试验结果证明他的判断和“冒险”是正确的。
“报告,出现停堆信号,控制棒已全部落下并停堆。”连续几天出现停堆事故,原因何在?何况每次检查的结果都没有异常的现象。经过论证分析,彭士禄认为反应堆停堆信号灯过多了,太安全反而不安全了,可谓是物极必反。于是他果断地拍板把多余的4个停堆信号灯拆除。此举不仅保证了反应堆的安全,而且也保证了反应堆的可靠运行。

        1970年8月28日再次进行主机满功率试验,8月30日18时30分,指挥长何潜噙着热泪,颤抖着声音宣布:主机达到满功率转数,相应的反应堆功率达99%。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人们尽情地欢呼着。而此时的彭士禄却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沉重的眼帘垂了下来,头靠在椅背上,颤抖的手费力地摸出一包烟,一口气把一支烟吸掉了半截。

        为了提升功率,为了保证试验成功,他已经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仿佛连分享成功喜悦的一丝力气都没有;为了提升功率,他连家都顾不上管;为了提升功率,他把惦念亲人的悲痛深藏在心底。就在实验的紧张时刻传来消息:彭士禄96岁高龄的祖母,一个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6个儿子、儿媳的老人被“四人帮”投入了监狱,实行无情迫害,并诬蔑她是“黑帮”、“地主婆”、“慈禧太后”;为了革命,已牺牲多年的父亲彭湃被“四人帮”捏造材料打成了“大叛徒”:他的亲弟弟彭洪被迫害致死;他的堂弟的首级被造反派砍下来悬在了海丰城头示众。他的妻子多年患风湿性心脏病,但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放弃了她所热爱并从事多年的教育事业,来到常年潮湿的山沟里为模式堆的启动运行而努力奋斗。8岁的女儿突患肝炎住进了医院,而日夜都在核动力堆上拼搏的彭士禄夫妇俩却都不能守护,女儿被医院隔离在一个简陋的木板房间里,只能孤独地与从房缝里洒进来的月光对话。妈妈好不容易才挤出一点时间来看女儿,而女儿却轻轻地对她说:“妈!是我拖累了你们的工作,别告诉爸爸我生病了,等试验成功了再告诉爸爸……”儿子一个人去洗澡,不慎被碎玻璃瓶扎破了脚,左脚大脚趾的筋全被割了,缝了11针,留下的残疾是大脚趾至今不能自由弯曲。而儿子同样不让母亲告诉爸爸……回忆艰辛历程,彭老动情地对记者说:“我们的成功靠的是什么?除了中央的决心、英明决策和领导的支持外,靠的就是爱国之心、群体的智慧与合力,靠的是一股‘孺子牛’的犟劲。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整个核潜艇的研制过程中,不知有多少艰难险阻,多少技术难关,多少协作项目,都是靠所有参加研制工程人员的高度责任心,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不计任何名利报酬,严格按科学规律,历尽艰辛地奋斗才取得成功的。在这一宏伟工程中,我只是和他们一样地努力尽职尽责,做了铺砖添瓦的工作。”

        1971年,核潜艇首航。彭士禄他们用6年时间和智慧心血铸就了一个成功的事实,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这6年的核动力创新,使彭士禄在1978年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

建设中国核电站

        彭士禄为秦山一期核电站的堆型选择、方案确定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在我国原子弹爆炸后,周总理主张建设核电站,提出我们不能光有“弹”而没有“电”,应从长远解决华东地区用电问题。1970年2月8日,上海市组建了核电站工程筹建处,定名为728工程。核工业部当时抽调核二院欧阳予总工到728工程主持技术工作。时值“文革”期间,该工程由“工宣队”主管。在技术方案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12.5万KW熔盐堆方案,一是以欧阳总为代表的压水堆方案。但熔盐堆方案得到“工宣队”的支持,把力量都集中到熔盐堆上。

        1972年夏天,时任六机部七院719所副所长兼武汉分部负责人的彭士禄出差到上海处理核潜艇设备的后续问题。上海728工程筹建处赵嘉瑞与党委书记万钧找到彭士禄,请他听取728工程方案汇报,彭士禄答应前往,并于次日上午来到上海728院。728院介绍的方案是熔盐堆方案,功率为12.5万千瓦,是为匹配12.5万千瓦的水冷发电机。彭士禄当场发表看法,认为该方案的优点是载热体熔盐温度高达450度以上,电站热功率也高,可达40%以上,看来很先进、气魄,但从实际出发实在不可行,因熔盐熔点高,在常温下是固态,反应堆启动、停堆在役检查、维修、设备更换极为困难。他认为熔盐堆方案不可取,应予否定,并建议改为压水堆方案,容量可暂定为30万千瓦,因当时国内火电厂单机容量最大也为30万千瓦。会上,大家听了彭士禄的意见后热烈鼓掌,表示赞成改为压水堆方案。一个月后,彭士禄从719所武汉分部带领40多人到上海与728院的同志汇聚在一起,开展压水堆30万千瓦方案设计,确定主参数、系统配置、主设备选型等工作。经过双方努力完成了方案设计,并于1974年3月底向周总理及中央专委汇报。汇报会上,压水堆方案得到周总理的肯定和认可。周总理在参观模型时问彭士禄,核废物如何处理?彭士禄说,经处理后深埋在无人的深山中。总理又问,这是你在苏联学来的?彭士禄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办的,总理笑着吩咐,应该为子孙万代着想,要认真考虑核废料的处理问题。会议结束时,周总理要求各有关部门调人到上海支持728工程的工作。会后,719所武汉分部调了20多人到上海728院工作。正巧,1974年美国宣布熔盐堆下马。

        1974年3月,秦山30万千瓦核电站方案被批准。由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等各种原因,直到1985年3月才开工建设,1991年12月投产运行,至今已安全运行15个年头。

        紧步秦山核电站之后,广东省电力局也提出发展核电的构想。他们欲借外方之力合资开发核能源,于是找到了合资伙伴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双方有了合资意向之后,广东方面便向国务院打了报告。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表示支持,但觉得没有经验和把握。于是,广东方面又提出找一位核专家来把关指导,国务院便“钦定”了彭士禄。

        1983年2月,彭士禄带领参加过核潜艇工程的10名技术骨干来到广东。

        在这之前,广东电力局做了初步的选址工作,勘察了4个地点,但难以敲定。彭士禄对4个地点考察权衡后,首先把核电站地点选定在大亚湾。他说,大亚湾在香港50公里以外,离深圳也有40公里左右,且附近的海水平净,冷却水源充足,淡水来源丰富,山坡矮小便于施工,又只有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的移民工程,更主要的是这里的地质构造好,没有发生过地震……在大亚湾,彭老把握了核电的发展前景,在总图设计上颇有前瞻性。在当时的国际环境里,法国愿意向我们出让核电技术,彭老就同法国核电专家进行谈判,让他们做了4台机组的总图设计。但香港投资方有顾虑,他们还没看到核电的潜在效益,只同意建设两台。不过彭总心中有数,没有因他们的顾虑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坚持按总图征集了土地。

        如今,香港人尝到了甜头,又在彭老当时征地范围内建设了两台机组。2006年彭老再到大亚湾考察时,电站的朋友们说,彭总真有眼光,有气魄,在当时国家还没有立项的情况下,就征地并搞了“四通一平(通路、通水、通气,通电,平整土地)”工程,而且没有遗留任何问题,他们现在都是接续彭总的办法干的。

        要完成好“四通一平”工程,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是要把移民安置好,尽管只有几十户人家,搞不好也会带来很多麻烦。彭士禄对移民没有经验,但他把握两点:一是要按政策办事,二是要满足移民们的利益要求,该给他们的一点也不能少。

        彭士禄与当地政府协商,要尊重移民的愿望,由村民们自己选择搬迁的地点,然后为他们盖房,每户两层楼,连带坟墓迁移(部分是香港人的)。树木赔偿等等都在一年之内全部完成。彭老回忆说,我们一步到位干得很彻底,村民们以积极的姿态支持大亚湾核电建设,都高高兴兴地搬迁了。他们住上的新村很漂亮,用现在的话说,称得上社会主义新农村了。

        彭士禄善于就地取材,他想就着电站附近的一条大水沟修筑一个堤坝蓄水,供应核电站每天所需的10000立方米淡水。但也有人不同意,担心堤坝垮塌给电站带来后患,建议从40公里以外的一个水库引水。彭士禄认为这个建议也不无道理,倘若垮坝岂不殃及电站?可他没有停留在这个建议上,而是反复考虑。他想,若没有附近这条水沟,从40公里外的水库引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可有了这条可利用的水沟,还要从40公里以外引水,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并非上策。一方面与民争水,一定会发生矛盾;另一方面也不安全,40多公里的管道很容易被破坏。我们一定要建个质量一流的堤坝,那样危险就可避免了。

        彭士禄坚持就近取水,修了堤坝,如今这堤坝固若金汤,安然无恙。

        紧接着,彭士禄开始与法国进行技术谈判。他找来一个法国电站做参考,了解了法国电站的技术情况,设备价格等等。为了加快与香港中电、法国、英国的谈判,他集中了一批精兵强将,组织了强有力的谈判班子,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工作。经过努力,与香港中电谈妥了出资比例、分配电量比例,只剩下电价和输配电分工与接口。对法国谈判已确定参考电站和M310技术,剩下供货范围、选项和价格。与英国的谈判,因GEC生产过60万千瓦和120万千瓦气轮发电机组,但未生产过90万千瓦机组,还要摸清GEC的技术底细。

        彭士禄认为,广东核电走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是正确的,对我国核电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提倡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建设我国的核电。自主创新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原始创新,完全自主发明,另一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也是一种创新。我们的核电站应该走出一条原始创新的路来。同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是可取的,它可以缩短我们探索的过程……

        他说,他在大亚湾学到了三点:一是懂得了一些经济,二是验算了法国核电的主要参数,三是学到了点管理学。他提出了三大控制一一进度控制,投资控制,质量控制,经过自己的计算得知并告诉大家,若耽误一天工期会损失100万美金……

        彭士禄院士还对年轻一代核电人说了四句话:责任第一、安全第一、不断学习、  勇于创新。

        他说,年轻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有了这些,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克服。

        1986年,彭士禄调任中核总任总工程师,负责秦山二期的筹建工作。当时是决定引进外国的核电站,与德国谈了一年多没有谈成。之后,赶上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中国实行制裁,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当时彭士禄觉得光靠外国不是办法,就写信给国务院提出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核电站。而且只能搞60万千瓦,因为在当时国力还不能搞100万千瓦级。后经国务院同意确定了自力更生、以我为主来设计建设60万千瓦的秦山二期核电站。彭老对秦山二期核电站的成功建设作出了三大贡献:一是选点,确定在杨柳山建秦山核电站;二是提出股份制,建立了董事会制度;三是进行初步设计,亲自计算了核电站主参数、编制计划与投资。

        经选址定点之后,项目开始上马。彭士禄坚持首先要建立董事会制度,参考大亚湾的运作模式运行。为了募集资金,他带领着一班人,一个星期内马不停蹄地跑了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请这三省一市一起来投资。后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华北电力公司,与三省一市共同出资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中核总党组任命彭士禄为秦山二期的董事长。他仔细地计算了60万千瓦核电站的主要参数、技术、经济数据,编制的“一级进度表”得到了美国专家的极大赞赏。秦山二期一级主参数有100多个,全部都是彭士禄计算出来的。
他同时还列出了设计、设备订货制造、土建、安装、调试等一级进度计划表……有人说,他是董事长干了总工程师的活,100多个主参数的计算,只用了一个星期,而且全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

        彭士禄院士还是首次把招投标制引入核电工程建设的。他说,对于设计和制造,我坚决主张实行招投标制。这在当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一些同志仍按计划经济时期的做法主张设备要定点生产,争论得很厉害。最后,彭总拍板,坚持设备、定货实行招投标制,设计由谁来做也全部实行招投标制,招投标制解决了靠拉关系争项目的不良现象,充分发挥了各个参建单位的特长,核二院就是通过招标争得了总包院的地位。实践证明,当时这一做法是正确的。在当时实行招投标制,也得罪了一些人,但彭总是个急性子,看准的就拍板决定。
在多年的科技生涯里,熟悉彭士禄院士的人都说,他会打工作生活三张牌,那就是——

简单牌  懒汉牌  糊涂牌

        先说“简单牌”。彭老说:“凡事越简单越好,”做事要做“减法”。他是急性子,直脾气,遇事不愿意在烦琐复杂中去纠缠。在吃、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尽量简单,已然是他的习惯,这种习惯让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用在科研上。他习惯于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那样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他是方案的拍板人。所有的方案,他有70%的把握就拍板了,因而,他也被同事们誉为敢于拍板的“彭拍板”。他说,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就是效率,就是财富。他很不习惯争论,长时间的争论会误很多事,最后还是得靠实践来解决。有些问题要赶快定下来,再通过实践看看对错。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

        他说,如何做到70%的把握要看人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来源于广博的知识、信息、经验、胆识、悟性和判断力。综合素质提升了,70%的把握也就出现了。有了70%的把握,那30%就交给实践去解决。彭士禄院士拍板的事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彭拍板”的美誉也是很有价值的。有人说,核潜艇是彭士禄拍成功的,这话确实道出了“彭拍板”这个爱称的实践意义。

        在广东大亚湾时期,有位美国专家拜访彭士禄时说,中国的核潜艇研制成功了,就可以搞核电站,为什么还要买外国人的呢?彭老用一个简单的比喻让对方听懂了,他说,中国乒乓球打得还可以,可是足球却踢不出去。因潜艇核动力很小巧,而核电是庞然大物。1986年4月26日,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故了,香港100万人签字反对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他们认为核电站出事故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其实,核电像啤酒,铀含量约为3%;而原子弹像酒精,铀含量高达90%以上,酒精用火一点就着,而啤酒是点不着的……一句简单的话让人们懂得了很多。     再说“懒汉牌”。彭士禄很喜欢培养年轻人,包括他的子女。他说,人有了一定的地位、权力、成就、资格后,就容易自以为是,倚老卖老,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容易对别人做事不放心,这很容易阻碍新生力量的发展。他说,  世界变化很快,新技术发展更快,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我们没有必要什么都把持在自己手里,没必要认为自己都是正确的。要学会打“懒汉牌”,放手让年轻人去干。事情是,你听过会忘记,见过会记得,做过会明白。不放手让年轻人去做,优秀的人才就难以涌现。老者要为年轻人让路,让舞台,大胆地让年轻人去创新,错了也不要责难和批评,要引导和鼓励,并勇于承担责任。

        彭士禄手下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包括他的儿女,都是他的“懒汉牌”打出来的。

        最后看看他的“糊涂牌”。彭士禄说,做明白人不容易,做糊涂人更难。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对公总是明明白白的,对私,诸如名利、晋升、调级、受奖、涨工资等等,却很糊涂。他现在不知道自己拿多少钱,也不知道上下班坐的是什么牌子的车,更不知道住的房子是多少平方米……然而,凡是工程技术大事他却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当年搞潜艇设计,用的是一台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为了建立反应堆物理的计算公式,科技人员用这台手摇计算器和计算尺计算了十几万个数据,最后确立了自己的计算公式。有人认为已弄清楚了,但他却对反应堆在常态下能否安全受控没有可靠的把握,这里他还有点“糊涂”,因为理论值与实际值还有一定的差值。于是,他又主持做了1:1的零功率试验。结果发现了误差,修正了公式,补添了近一倍的可燃毒物棒,保证了反应堆在常温下安全可控。

        彭士禄喜爱喝酒。当年在苏联的一次毕业生聚会上大家因高兴喝了好多伏特加酒,那天同学们都喝醉了而他没醉,那一次他发现自己
能喝酒。

        彭老虽喜酒,但很少有喝糊涂的时候,什么时候喝酒,什么时候喝多少酒他都明白。在研制核潜艇及核电站建设的过程中,有时候为了驱赶疲劳或御寒,他常与同事们把酒畅谈,还喜欢多喝点。他真的放量痛饮,还是在核潜艇水下试航成功的庆功宴上。那天,他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于是尽兴豪饮,喝得酩酊大醉,糊里糊涂。

开垦核动力事业的垦荒牛

        彭士禄院士家中宽大的写字台上放着“三件宝”:一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瓷盘:二是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第三件是20世纪80年代,他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时,一个炊事员送给他的“垦荒牛”陶瓷塑像。夫人说,她最喜欢第三件,因为老彭就像一条垦荒牛。

        这个比喻再贴切不过了。

        夫人讲了彭老好多年前的一个故事。一天早晨,彭总坐在床上发愣,夫人问:“你想什么?”彭总说:“想我的第一夫人。”夫人说:“哦,想我呀……”彭总马上说:“不,我的第一夫人是核动力。”夫人说:“好,为这个我让。”第二夫人该是我了吧?”彭总说:“第二夫人是烟酒茶,第三夫人才是你。”夫人拧了他一把说:“我是第三夫人?不干,离婚!”彭总马上说:“好好好,小玛莎(夫人的名字)升为第二夫人!你对我的事业没说的……”夫人知道,尽管几十年风雨相伴,事业总是丈夫的第一生命,爱情是无法与之竞争的。

        中国制造核潜艇时,正处在被封闭和十年动乱中,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那么,中国能够制服反应堆这个核魔吗?当时,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国内也有相当一些人持怀疑态度,但彭士禄却充满信心,他说,征服核魔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推导各种主参数的计算公式,二是核燃料采取什么组件形式。

        1984年,彭夫人到大亚湾探亲,昝云龙、潘燕生等老领导找彭夫人谈话,希望她劝说彭士禄做事不要太急。当夫人正式向他转达领导的教诲时,他却与夫人展开了辩论。他说,时间就是金钱,要大干快上,“快”了质量才能出来,耽误一天损失100万美金。彭夫人有些接受不了地说,光强调快而保证不了质量,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彭士禄说,你什么事都不干怎么行?我干了100件事,错了5件,我还有95%的成功率,最终干成了95件;而你不干就一件没有。他永远属于敢干敢冲型的,鼓励争论,不盲从,不盲干,强调效率。他的名言是:“不怕别人怎么说,在别人的议论中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后来很多事情证明他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当年前期工程上的快,建设工地已经铺开,后来香港一反核,可能大亚湾核电站就不知道会被推迟到何年了。

        彭士禄院士是开垦我国核动力事业的垦荒牛。

        从潜艇核动力,到秦山一期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汗水。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垦荒,他属牛,他的性格也确实像一头牛。他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他那坚强的毅力和耐力使他能克服重重难关,直到最后胜利。如今,彭士禄虽己年过耄耋之年,但他的那颗“裂变”着的心,仍然像满功率运行的核动力堆那样燃烧着、沸腾着。他还在孜孜不倦地为我国核电站的建设从技术上、经济上进行新的探索,出谋划策、日夜奔忙……

记者备注

        由于保密的原因,这里无法展示彭士禄院士的主要科学论著,亦无法更多地描述他对中国核事业的卓越贡献。但彭士禄院士渊博的学识以及对理想的追求也是人所共知的。为了完成发展中国核工业的历史使命,他以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科学求实、严谨治学、勇于开拓的精神,以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在中国核动力领域和核电领域取得了光辉的业绩。他是中国科技界的楷模

撰稿人:杨新英
单  位:中国核工业报社
职  务:编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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