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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位置:中国核电信息网 >  > 彭士禄院士访谈录
 

采访人:俞洁纯、王立永、郭丰守、余萌

采访整理:余萌

[简介]彭士禄,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后又在莫斯科动力学院进修核动力专业两年。回国后历任核潜艇陆上模拟装置基地总工程师,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核潜艇总设计师,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总工程师、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广东省委常委,核工业部总工程师,科技委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彭士禄是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核潜艇和核电站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1985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作为核潜艇总设计师,1988年获国防科工委荣誉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6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现任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顾问。

1、作为我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您在前苏联学习过,担任过核潜艇总设计师,能否请您谈一谈中国核工业从50年代起步的背景情况。

答:1953年我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156项,当时美国和苏联的核潜艇还未问世,故核潜艇项目未列入计划。1954年,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在美国建成下水,1957年苏联也成功研制了自己的核潜艇,我们才发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缺核潜艇这一大项。1958年赫鲁晓夫来华参加国庆大典,毛主席就提出加一项核潜艇的问题。赫鲁晓夫回答说核潜艇技术复杂,造价高,你们搞不了。他提出搞联合舰队,在几千公里海岸上建立长波电台。毛主席一听,这不是把我们变成殖民地了吗?坚决拒绝,提出我们自己搞。并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表示了自力更生搞核潜艇的极大决心。落实到我们这些“臭老九”身上,就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后来中央批注在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一个小组,集中了几十人,开始搞调查研究工作,摸清情况,提出初步设计方案。列出重点关键技术攻关清单,安排科研项目。后来因经济困难时期而推迟。由于中苏关系继续恶化,1960年8月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余下的残缺不全的设备和文件资料,只好由我们自己来收摊。经过艰难的努力,我们终于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找到了铀矿,一是我们能把天然铀中的U235的浓度从0.71%提高到90%以上。这为原子弹的研制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1964年10月14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过了半年,当时二机部刘杰部长问我,小伙子,你准备得怎样了?我说准备好了。经过预研阶段的探索,1965年5月核潜艇工程正式上马,立即同时订两套设备,一套装陆上模式堆,一套装潜艇,当时定了核潜艇是1971年下水。有领导问我,你有没有把握不推倒重来?因为一旦实验失败,这两套设备都要报废。我就表态,有95%的把握,不排除有点小修小改,问题不大。

    中国核潜艇的设计制造完全是靠自力更生搞的,每一个螺钉、每一条电缆都是国产的。当时懂核的人没有几个,从1961年开始我们就自教自学,请相关专家来讲课,补一补核动力的知识。大家找美国、苏联、日本一些公开资料来参考,每个人都学外语,早上起来上厕所都在背单词。而且我们没有现代计算工具,都是手拉计算尺(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很多数据都是靠拉计算尺日夜算出来的,那时条件很艰苦。

    1970年8月1日,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达到满功率运行,所测定的静、动态参数与设计值基本相符。正如预料中,整个核动装置作了少量修改:①堆芯增加一些可燃毒物管;②控制盘上9个停堆信号去掉4个,保留5个;③主蒸汽发生器蒸汽侧的安全阀取消。立即将上述信息反馈给造船厂,以便修改。

陆上模式装置试验成功后,我带一班人马到造船厂,开始调试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1971年8月1日,为迎接建军节,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试航。

 

2、在核潜艇建设中有什么主要经验能?

答:核潜艇在短短6年时间内,又是在动乱的时期研制成功,主要有如下三条:

① 党中央的决心、关心和大力支持:1967年我国正处在文革高潮时期,所有承担核潜艇生产、科研任务的厂校院所都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中央军委在8月30日及时发出“特别公函”(这是我国在特殊情况下唯一一封公函)要求这些单位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任务。

 

并由“0九”(核潜艇工程)办公室组织人员向各单位进行宣讲公函的意义。此后,各有关单位恢复生产,科研任务,并按时完成任务。

1966年各单位开始陆续进入909基地建设陆上模式堆,也受到文革高潮的冲击,处在停产半停产状态。到1968年上半年主厂房,实验室还未破土动工,离1970年完成试验任务只剩2年多时间。正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在1968年7月18日作了“718”批示,要求成都军区派人到基地进行军管和支援建设。基地立即由核工业部和海军七院组成现场指挥部,在军管会和现场指挥部领导下,进行全面动员,抢时间,全面铺开主厂房和试验室的建设。这时的工地,八千军民日夜奋战、灯火辉煌、极其壮观。经过一年的苦战,土建基本完工,进入安装调度阶段。1970年7月15日前,基地已具备核动力装置的启动条件,经向中央专委汇报,得到批准,于7月18日,核动力装置开始升温升压,排除各种故障后,于8月28日反应堆达到额定功率,各项指标达到或超过原定设计值。


    ⑵ 组织落实得力,成立“09”工程办公室和“09”总师办公室。

“09”工程办公室:海军陈右铭同志为主任,编制不到十人,是一个非常精干得力的班子。负责资金、计划协调各大部委、主要厂的工作,做到情况明、向上反映情况及时、处理问题及时。如起草“特别公函”、“718批示”、组织召开各种协调会,为核潜艇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任务作出了突出贡献。

09总师办是各位总师集体办公的地方,人员编制也很精干,能做到对各种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及时提交总师处理。最大量的工作是处理设备在制造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严格采取“两不让”措施:一是不让不合格产品出厂交货,该反工的反工,该推倒重来的推倒重来;一是不让推迟进度交货,该加班加点的要加班加点,直致产品合格出厂,并要求驻厂设计代表亲自押送回现场,以免运输过程中出现问题。

 

⑶良好的队伍素质:责任心强,一丝不苟、勇于创新、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的各类人员,尤其是工程技术人员,首先要求政治素质好,其次是各大专院校的优秀毕业生,他们热爱祖国、以能作为”09”人为荣;他们有强烈的责任心、对承担的任务能一丝不苟地去完成;他们能艰苦奋斗、不计报酬、千方百计去完成任务;他们边干边学,边学边干,能虚心向工厂科研单位学习,详细向他们交流,在研制过程中勇于创新,他们参加了研制核潜艇的全过程,增长了知识和才干,现在不少人还发挥余热,积极参加核电厂的建设工作。

 

3、我国1964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71年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试航,而到1991年才建成核电站。为什么中国是核大国却是从原子弹到核电站花费时间最长的国家?

答:其实,周总理在我国原子弹爆炸后早就主张建设核电站,提出我们不能光有“弹”而没有“电”,应从长远解决华东地区用电问题。1970年2月8日,上海市组建了核电站工程筹建处,定名为728工程。核工业部当时抽调核二院欧阳予总工到728工程主持技术工作。时值“文革”期间,该工程由“工宣队”主管。在技术方案上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12.5万KW熔盐堆方案,一是以欧阳总为代表的压水堆方案。但熔盐堆方案得到“工宣队”的支持,把力量都集中到熔盐堆上。1972年秋我到上海出差,顺便听取了他们方案讨论。在会上我发表意见,认为溶盐堆技术参数很先进,热效率也高,但该堆建成后,很难操纵运行,特别是难做到在役检查、难维修、更难进行设备更换、启动,停堆都麻烦。目前我国还没有这种水平进行建造。建议改为30万KW压水堆方案,国外参考资料也较多,我国核潜艇资料也可供参考。我提的意见受到与会者的赞同,得到热烈鼓掌。会后统一了方案,放弃熔盐堆,改为压水堆。之后,武汉719所全部的同志们,陆陆续续到上海728工程处,与他们一起制定30万KW压水堆方案。1974年3月底,728压水堆方案向中央专委和周总理汇报,得到了总理的认可。周总理并要求会后各单位抽调人员到上海支持728工程的工作。719所武汉分部调了20多人到上海728院参加工作。

秦山30万KW核电站1974年3月方案被批准,由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等各种原因,直到1985年3 月才开工建设,1991年12月投产运行,至今已安全运行15个年头。从方案研究到开工建设。总共花了11年时间,如今看来时间似乎长了一些。但从历史来看,当时“文革”仍未结束,70年代我国仍被封锁,经济仍未恢复,只能依靠自力更生为主,自我创新为主的精神、坚苦奋斗、大力协同攻克一个个难关,才把这个复杂的工程拿了下来,应当说,秦山核电站是我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自主运营的首座核电站,被国家誉为“国之光荣”。它的建设成功,结束了我国“有核无电”的历史,实现了我国和平利用核能的重大突破。现在我国不但能设计潜艇核动力,30万KW,60万KW核电站,也能设计100万KW级核电站,通过大力协同,也能自主设计第四代百万KW级核电站。

 

4、中国要搞核电厂,自己的设备制造能力不行吗?

答:我在大亚湾工作时,有一天美国一位朋友问我:“彭部长,全世界能搞核潜艇的国家都能搞核电站,你们为什么要引进法国的核电站呢?”我想了想,告诉他:“中国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就是足球踢不出去。”他说:“understand”。核电厂的科研和设计,我们都能做,就是大设备国内造不出来,特别是400――500吨重的大锻件我们搞不出来,只能去买国外的或与国外合作生产。还有一些反应堆的材料,研制起来周期很长,自己搞也划不来。

 

5、1982年您从中船总调至广东核电建设指挥部,负责大亚湾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当时是赵紫阳总理点名要您来的吧?

答:我听说是的。当时叶选平同志在省里工作,他是主张搞核电的积极分子,一开始就参加核电的筹建工作,他认为应该找一个懂核的人来参加工作,他建议把我找来,因为他知道我是搞核潜艇出身的,于是赵总理下令把我从六机部(中船总)调到水电部,水电部就把我派到广东来,专职搞核电,当时我任水电部副部长,是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为工作方便又兼任广东省委常委,来的时候,又带了10名在核潜艇工作过的工程师来参加工作。

 

6、在任广东核电建设总指挥时,您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能否回顾一下当年创业的情况?

答:我于1983年初来到大亚湾,首先是了解情况,然后考虑了工作安排,其步骤是:

第一、必须尽快定下厂址。当时省电力局核电筹建处与省电力设计院对选址已做了大量工作,共提出四个厂址待选一个,经过种种协调、论证,1983年就选定了大亚湾大坑村这个点。对这个点的地震烈度定为7度还是8度,我拍板定为7度。然后对这个点继续深入进行详探,包括水文、气候、本地调查等等。

第二、定点之后,必须尽快搞总体设计。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核电站,见都没有见过,总体设计怎么搞?大家商量后,决定拜EDF为师,请他们来设计,历时三个月,花费100万美元。大亚湾耽误一天就要损失100万美元啊!(插话:您这话我们几十年来都记住了)

第三、有了总体设计之后,修路与征地一齐上。兵分两路;一路是修路,一路是征地。

修路由深圳市公路局总承包,含设计与施工及以后的维修,从背子角到大亚湾的海边公路(两车道三级公路)共28公里,共有98个涵洞和一座桥,一公里平均约30万人民币,共花去800多万人民币,一年内完成。

另一路是征地工作,这一工作由副总指挥,副省长刘俊杰同志负责,我们办事处积极配合,由于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尤其周鼎同志,一路为我们核电开绿灯,征地很便宜,共征地180公倾,而且是先用后付钱,征地工作量很大,必须一棵棵树、一个个漂亮的坟头都要数清楚,以便计算了之后赔偿。对几十户村民的搬迁工作,工作量更大,要协调搬迁地点、房屋的设计样式、使得搬迁户都较满意。总的说来,征地与搬迁工作双方都较满意。

第四、土地平整,制定标书,算出底价为12元每立方米。然后公开招标,成立招标小组,由7人组成,中方5人,香港中电2人,因合营合同未签,港方认为不合法,不来人参加。我们变通一下请他们2人来当顾问,同时监督我们的开标。这样他们就来参加了。我交待招标小组,应有同等优先原则,即就近优先、首先优先深圳的施工队伍,其次是广东省的队伍,开标结果吉林公司中标,报价为12.2元每立方米,香港中电认为应加0.7元每立方米,以便在香港购买零部件,柴油等物品,这些东西比国内要贵。大家同意港方意见,以12.9元每立方米中标。1984年4月2日吉林公司进场开展土地平整工作,用一年多时间平整完毕。

第五、水库建设,根据总图,应建大坑水库。因为大亚湾核电站从建设到运行,一小时需要400吨淡水,一天将近需要一万吨淡水。有个别同志认为,水库应建得远一些,以免一垮坝就把厂区淹了,建议利用40公里以外的水库,把水引过来。我说如果可能跨坝,就把坝加厚一些,加高一些,排水渠加大点,让坝不垮。如果从40公里以外引水,一是与民争水,一是40公里的输水管道很难保证安全,容易被不法分子破坏,极不安全。我们辩论了很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他的垮坝意见,引起了我们对建坝质量更加重视。

 

7、您当时讲我们工期耽误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如能按期完工,将100万美元给我们发奖金,这个承诺还记得吗?

答:我现在还记得,我自己经过计算发现工期耽误一天将损失100万美元,所以我说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必白白浪费时间。该做的事,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做好。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8、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方针是引进、消化、吸收,高起点起步,您认为这一方针在我国核电建设当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答:我们提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建设我国的核电。自主创新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原始创新,完全自主发明,另一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也是一种创新。我们的核电站应该走出一条原始创新的路来。同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是可取的,它可以缩短我们探索的过程,广东核电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对我国核电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9、作为广东核电的开创者、老领导、老前辈,您对广东核电站的后继者、年青人有什么寄语?

答:共四句话,责任第一

安全第一

不断学习

勇于创新

 

10、听说您曾经力主引进AP-600?

答:如果要引进,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主张引进AP-600。现在如果要引进,主张引进AP-1000。原因很简单,在安全问题上,我一直主张搞“减法”,反对搞“加法”,更反对搞“乘法”。我是根据“物极必反”的原则看问题的。凡事都应该讲个“度”字,都应该适度。

 

11、您认为中国核电技术路线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答:我很赞赏聂荣臻元帅对科研三步棋的提法: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眼里看一个。

    嘴里吃一个――我们现在有岭澳翻版加改进的堆型和CNP-1000的堆型,现在应该多建几台。

    手里拿一个――AP-1000已初步签字引进,但要到2013--2015年才能建成投产,已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应不失时机的多建几台岭澳翻版。

    眼里看一个――组织小部分力量搞第四代超临界压水堆。

它的优点是:

    ①将目前PWR、BWR的热效率从≈33%提高到≈44%以上,亦即热效率提高1/3。

    ②由于热效率提高,可节约核燃料≈35%。

    ③可将堆芯紧凑布置,可转成快中子堆或成为快堆与慢中子堆的偶合堆。

    ④系统大为简化,核岛取消了主泵,主热交换器与汽水分离器、稳压器等系统。

    ⑤目前国内已有30多台超临界火电厂在运行,只要将反应堆取代超临界锅炉即可。

    ⑥造价便宜:90万KW级超临界火电厂的造价为600$/kw,预计超临界核电厂的造价应小于1000$/kw。(反应堆取代锅炉)

    ⑦最大的难题是耐高温高压(600度,250大气压)的材料和压力容器的制造。(锻件最大重量约450--500吨)只要全国组织攻关,同时与国外制造厂合作生产,应可以在2015年左右建成投产。

如果能实现,我们就可以做到自力更生为主,自主创新为主,走我们自己发展核电的道路。

 

花絮(彭部长夫人等家属提供)

 

1,彭部长跟叶选平省长早在1937年就认识了。当时在澳门柯麟家里下棋,你吃我一个炮,我吃你一个马,下得很来劲。建广东核电时,两人也常来往。

 

2,1974年,彭部长在葫芦岛时,核潜艇的调试安装工作很紧张。他胃疼都死顶着,轻伤不下火线,结果发展成慢性胃穿孔。后来海军派直升飞机送海军总院的外科主任去现场手术,胃切除了四分之三。手术时,医生还发现他的胃上另有一个已经穿孔而自身愈合的疤痕。

 

3,研制核潜艇,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风险。工作中别人不敢决策时,彭部长只要有七成把握便敢拍板定案,另外三分困难和风险再努力想办法克服和修正。他说:“不可能事事都等到有十分把握再干,没困难,不冒险、还有什么创新呢?”为此,彭部长得了“彭拍板”、“彭大胆”的雅号。技术人员都愿意在他手下干,他的态度是“尽管好好干,错了我负责,不责怪大家”,对大家予以充分信任。

 

4,在老核电大厦,就餐时彭部长常常坐在大食堂与员工一起吃饭,不去二楼的高级员工餐厅。食堂的老师傅跟彭部长关系挺好。1985年彭部长调离广东核电时,老师傅送给她一个雕塑的垦荒牛(深圳的标志)作纪念,彭部长至今将这个雕塑放在家里。

 

5,在广东核电时,彭部长在香港的堂弟过来看望他,问他需要点什么。彭部长说你给带两条咸鱼吧,又问一条咸鱼多少钱,回答一条200港币。他那时一个月工资是156元。这条咸鱼比他一个月工资还贵。

 

6,大亚湾建设初期,受到“切尔诺贝利”事件影响,香港百万人签名、游行反对建核电站。彭部长在香港,被大批记者包围提问,问核电站会不会爆炸。爱喝酒的彭部长马上回答:“原子弹象白酒,点着会燃;核电站象啤酒,怎么都点不着,即使控制失灵,它也不会爆炸。”后来这个比喻被当作笑话传开了,并在不同场合引用。

 

7,1984年,彭夫人到大亚湾探亲,昝云龙、潘燕生等老领导找彭夫人谈话,希望她劝彭部长做事不要太急。于是彭部长与夫人展开了辩论。彭部长认为“时间就是金钱”;要大干快上,“快”了质量才能出来,耽误一天损失100万美金。彭夫人有些接受不了,光强调“快”保证不了质量,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彭部长说你什么事不干怎么行?我干了100件,错了5件,我还有95%的成功率,最终干成了95件;你不干,就一件没有。彭部长是属于敢干敢冲型的,鼓励争论,不盲从,不盲干,强调效率。他的名言是:“不要听别人怎么说,在别人的议论中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后来很多事情证明彭部长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当年前期工程上的快,建设工地已经铺开,后来香港一反核,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大亚湾核电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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